郑威

(广西大学 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000)

综观学界研究《战国策》的文献，目前专门研究《战国策》版本问题的论文明显不足。霍旭东、程百让、郑杰文等学者着重论证了版本衍化在某一时期的情况，探究《战国策》“家族宗谱”的某一段，缺乏全局性和系统化的视野，难以窥见其版本嬗变源流的全貌。“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就像考订一个家族的宗谱，就是要清理该书版本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又像梳理蓬头散发，经过梳理，将盘根错节的各种版本理成几个系统”[1]623。《战国策》自西汉定名成书以来，屡遭散佚残阙的劫难，版本几经迭变，喻以“散发”并不为过。郑良树《〈战国策〉研究》、张正男《〈战国策〉初探》、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等著作在版本研究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版本源流问题并非其专著的主体，多以描述性语言陈述事实而较少深入地探究；多材料的罗列展示，缺乏以明确的时代划分清晰界定其版本系统构成与嬗变的逻辑性。《战国策》的文学性绚丽多姿，已得到充分挖掘：精妙高超的论辩艺术、辨丽横肆的语言风采、纵横捭阖的时代气魄等，读之令人倾心。那么，作为基础性的研究，其版本系统与嬗变源流自然应当着手论析了。

一、两汉——古本系统的建立

刘向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奉旨典校群书。“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2]78。又《汉书·艺文志》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2]324参刘向《〈战国策〉书录》，面对战国策“中书馀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3]1195的现状，他所做的工作有三，“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3]1195，确定了以国名为类别、以时间编次的体例；“本字多误脱为半字”[3]1195，勘改误字；“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3]1195，据正文内容定书名为《战国策》。刘向整理所得计三十三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之数同，当无歧异。东汉时，延笃为《战国策》作注，《隋书·经籍志》载明其注《战国策》一卷，后亡佚。其后高诱注《战国策》二十卷，《隋书·经籍志》载为二十一卷。刘向整理《战国策》与高诱所作注解，连称《战国策》的古本系统。

古本经过唐、五代时期的变乱，遭遇到大厄难，或兵燹，或火灾，而渐为残损。《战国策》涉纵横阴谋之政术，为儒家正统所摒弃，从西汉刘向，及至北宋曾巩，均认为《战国策》有损教化、坏人心术，他们论说中所显露的轻视意味代表了士大夫们的普遍态度。五代刊刻《九经》《三传》《文选》《初学记》，宋初刊行《史记》《汉书》《后汉书》，均无《战国策》在列。既然未被雕印刊行，《战国策》的保存因而多隐于秘阁，传播主要靠手抄进行，其发生舛误和漏失的可能性自然很大。在漫长的时间里，与《战国策》相关的著作仅有晋人乐资《春秋后传》和孔衍《春秋后语》，前者追采《战国策》与《史记》而成，计三十卷；后者对校《战国策》《史记》异同，增删审校而完篇。

二、两宋——今本系统的开创与发展

《战国策》古本因战乱环境及不受重视而缺漏损毁，又无人为其校勘补正，而更割裂凋零。至北宋王尧臣编《崇文总目》，检阅馆阁藏书时，发现其“今篇卷亡阙，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阙。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缺第一、第五、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4]57，《战国策》已亡缺逾三分之一，高诱注损失大半。这一补缺的工作由曾巩完成。

曾巩校理史馆书籍时，面对《战国策》与高诱注的残留现实，重做校订，其《序》曰：“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5]1199曾巩以集贤院所藏残本，与从士大夫家追回、借阅的藏本做对校。另据《元丰类稿》后附《墓志铭》，曾巩“性嗜书，家藏至二万卷，集古今篆刻为金石录，又五百卷，出处必与之”[6]535,可知其藏书宏富。既有士大夫家藏本，则曾巩家藏《战国策》篇卷亦有相当大之可能。因而可以说，其校订工作以集贤院本为底本，以士大夫藏本与家藏本为参校本。曾巩的工作遵照古本的编排次第，最终在体制上恢复了刘向《战国策》三十三篇的编排面貌。但其所谓的“完本”是相对的，曾巩本在字词上有不少衍倒脱漏，而且章句也散佚较多，总计遗失之处遍及各国策文。即使在全文三十三篇的体制上，曾巩本亦是不完整的，“实则已缺一篇，非刘向之旧矣。盖分析以合三十三篇之数而已”[7]自序。尽管存在疏漏缺憾，但曾巩的工作价值是重大的，他将已残损严重的古本《战国策》基本恢复原貌，使其获得新生，“南丰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阳刻本，皆祖南丰”[5]1202。没有曾巩“三次所校定本”[5]1201，南宋时期的姚本、鲍本均无从谈起。从这一意义来说，曾巩的校订工作是承前启后的。其所校《战国策》是今本系统之祖，后代诸版本实际上是在其基础上衍化、发展、完善而来。

元祐时期，孙朴以曾巩三次校订本为底本，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取苏颂、钱藻等士大夫所藏的不足本、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作参校本，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再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相互参证校勘，两次共补正得五百五十字，遂修写黄本入秘阁。北宋时期对《战国策》的整理校勘工作至孙朴完结，“其元佑末校定本，成为北宋传本中的最佳本”[8]，亦即秘阁黄本是北宋诸本中的最佳版本。

南宋时期，姚宏、姚宽兄弟对《战国策》作了勘定异同和续补高注的工作。两人各题写的《〈战国策〉后序》内容大体相同，当是同有意于此书的整理，且都做出实质性工作，但姚宽之注解今不见。据《后序》，姚氏兄弟从孙朴族子孙慤处得到秘阁黄本，但从此本“殊为疏略”“间有谬误，似非元书也”[5]1203和用唐武则天时自造字的情况看，此本当为过录本。姚氏兄弟以此本为底本，以馆中孙固、孙觉、钱藻、曾巩、刘敞、苏颂、集贤院本及晁以道本等为参校本，详注各本异文。同时参考了《史记》《后汉书》《史记音义》《春秋外传》《广韵》《玉篇》《史记索隐》《史记正义》《艺文类聚》等资料，严格甄选，校正字词，对正文遗佚处加以修缮，可谓搜罗详尽、取材丰盈。“与夫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皆余所益也”[5]1203，“某以所闻见，以为集注，补高诱之亡云”[5]1206，可证姚氏兄弟对高诱注作了续注填充，这一工作的意义是重大的。曾巩《序言》中“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今存者十篇云”[5]1201，乃结尾的附缀信息，复述高诱注的存录事实，曾巩并没有对高诱注本做校勘工作。姚氏兄弟续补高注，使之与正文贴合，使得《战国策》在文献体例上更加完整，且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便于读者全面理解文意，消解了高诱注亡失造成的阅读障碍。综上，秘阁黄本、姚本构成《战国策》今本系统的一大分支。耿延禧勘误而得的“括苍本”，亦是这一分支的重要部分。

南宋绍兴年间，姚氏兄弟本刊行以后，并不流行和为人关注。不仅《宋史·艺文志》无载，而且南宋、元代的目录书亦不加著录。据元代吴师道跋姚宏题辞的识语“读吕子《大事记》，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书。考近时诸家书录皆不载，则世罕有蓄者”[5]1214，此时吴师道方知姚宏曾做过与他类似的工作，姚本之不流行可知矣。尤其是在鲍彪校注本的流行所映衬下，姚本的萧瑟已到殆绝的程度。

鲍彪与姚氏兄弟是同时期人，鲍注完成于绍兴年间，姚本亦于绍兴年间刊行，但鲍彪在序言中未提及姚本一字，未有参用和同声相和处，说明鲍彪于时未见姚本。鲍彪所做的工作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改变今本《战国策》的篇章结构。鲍彪参照《史记》“本纪”“世家”中的各国世系，考察年代，将三十三篇《战国策》予以重新编次。除《中山策》正文外，其余分别归置于十一国五十五侯之下，进行编年。在卷数上，形成了十卷的编排体例，即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各一卷，宋、卫、中山共一卷。另，据各章内容，将原章节重做整合，共分四百九十五章。如将《昭王既息缮兵》由位于《中山策》之下迁置于《秦策》之下，确实更为顺畅合理。经过大开大阖的调整归类，《战国策》成为一部文脉清晰、“原来国别体的杂史中兼有了编年体的新特点”的著作[9]。二是重做注释训诂。面对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浸微浸灭，殆于不存”[5]1209的现状，鲍彪参考《史记》诸书为之作注，地理方位参考《汉书·地理志》，字词训释依据《说文解字》，“缺则补，衍则削，乖次者悉是正之”[7]1808。鲍彪将高诱注几乎抛开，不指定底本，择善而从。凡原注错误处，一律径直改动，不作繁复冗沉的校勘。如《楚策》“通侯”一词，鲍彪注为“彻侯，汉讳武帝作‘通’，此亦刘向所易也”[7]762。这种注解方法，超越了汇集诸本异同而不下判语的做法，带有考辨性质。鲍彪作注将名物、典章制度等的考察融入进来，用功之深，实超姚氏。三是时有评说，观照现实。建炎南渡，靖康耻辱仍萦绕在士人心头。战国群雄征伐、弱肉强食的历史与南宋所面临的金朝威压相类似，故鲍彪在注解中表达其政治忧思。如对《齐王建入朝于秦》篇，鲍彪评曰：“(齐王)建之听雍门似矣，而不卒于即墨，惟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国，有国家者，可不以正心诚意为先乎？”[7]703在谴责齐君的表层义下，分明暗含着对南宋君臣苟言求和、不思战备、一意讨好虎狼之金的愤懑与痛心疾首。鲍彪一改刘向、曾巩等人对《战国策》的负面评价，将其视为有益当世的著作，这一点就有很大的意义，为其更广泛地传播和被接受夯实了基础。综上，鲍本首次重编和注释了《战国策》文，使其体例更为清晰；注释更为详尽且时有新意，便于读者接受；历史评论的增加对于《战国策》文可谓一股活泉，别开生面。总之，鲍本开始将文献校雠研究与战国历史研究相结合，构建起《战国策》立体的研究框架，其创始之功是不应埋没的。

宋代是《战国策》整理史上的重要时期。不仅开创了《战国策》今本系统，而且承继曾巩本，有了新的发展。鲍本重编体例，以其创新性实已形成了不同于姚本的另一分支，《战国策》版本系统的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三、元明——今本系统的新创与鲍、吴本的盛行

鲍本虽有诸多新创，但亦出现不少的弊病，元人吴师道在《战国策校注序》中对此作了集中批评，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径加改字，浅陋致误。鲍彪做校勘工作时引书不够广博，对一些字的更改较为武断。如《孟尝君将入秦》篇“苏秦欲止之”，鲍彪改为“苏代”，实为妄改。鲍彪仅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而未关注到《风俗通》和《文选》李善注皆作“苏秦”。鲍彪也似乎不明汉人用字假借的惯例，出现了改正文以从注释的现象，确有篡乱旧文之失。第二，考辨史实多有错误，失之臆测。周赧王为东周君主，鲍彪却以之为西周君而指明正统，变原编次而置于开篇卷一，确是大误。魏几、鄢陵为地名，鲍本误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将中山国大夫司马子期误为楚国公卿芈诘(字子期，楚惠王时任大司马)。第三，史评不当，倾向混乱。鲍本史评的观点失当，如将张仪诳骗齐国、魏国的言论视为将死之善言，将卫嗣君视为贤君，评价的标准正反失序。

吴师道批评鲍本的核心思想是“存古阙疑”。“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善于阙疑……鲍自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7]1811自吴师道以来，元代陈祖仁，清代钱谦益、卢见曾、黄丕烈、顾广圻诸人皆推崇姚本、贬低鲍本，亦是受这一思想的指引。姚本、鲍本的差异是注者采用了不同的校雠思想和校勘方法，站在不同的角度上而出现的。姚本及其尊崇者力图恢复古本原貌，采取广求诸书、汇集异文的思路，使用对校法、他校法，不参己见。鲍本站在有补于世、扩大《战国策》传播范围的立场上，从文本可读性和读者接受性入手，使用他校法、理校法，存是正非、解散症结，结果是识见精深与鲁莽灭裂并存，多有以不误为误之例。但正如四库馆臣所言：“所谓三十三篇者，实非其本来次第。彪核其事迹年月而移之，尚与妄改古书者有间。”[10]462“古本原貌”究竟是何种面貌？若“古”是指刘向本，刘向整理《战国策》时就做了重新编次、去其重复的工作，这一使其由混乱到有序的工作性质与鲍彪无异；若“古”是指曾巩本及姚本，如前所述，两者比勘刘向本亦有不少缺漏舛误，批评者所维持的只是古本三十三篇的编排体例，但这一体例是刘向赋予，也就存在重新人为改造的可能性。从全力抨击鲍本的做法看，尊古崇旧是保守性的校勘方法，“古”已非“古”，刻意接近即是抱守残缺了。

果然，鲍本更为世人所习用。“鲍能分次章条，详述注说，读者眩于浮文，往往喜称道之；而姚氏殆绝，无足怪也”[7]1814，吴师道言明了两本在流行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正是鉴于此，吴师道乃以鲍本为底本，以姚本参校，以吕祖谦《大事记》为纲领，援引多书加以辅证，明乎事实，求于义理。吴本议论精审，校勘精实，弥补了鲍本武断穿凿之处，为鲍本增益不少，不失为一家之言。

鲍本文通字顺，吴师道篇次、注文一仍鲍氏之旧，又为其补纠错讹，遂成为元至清乾隆以前最为通行的《战国策》版本。鲍本、吴本是今本系统的新创，形成了今本系统的另一大分支，其创新正是源于史料整理思路的变化与校勘目的的差异。在传播链条上，鲍氏之新编本吴本正是因其博采精研、简明清晰而在元至清中期的时间段内获得了独霸的地位，盛行于世，为读者所普遍接受。

四、清代——姚本的复兴与钞本的衍化

作为今本系统的一大分支，吴本的独霸，亦可从存世《战国策》刊本数量来证明。在存世善本目录《战国策》明清刊本中，吴本的刊刻次数远超姚本[11]358-363。那么，姚本会一直如此寂寂无名至殆绝吗？答案是否定的。自清代，今本系统的另一分支——姚本开始复兴，其契机是明末钱谦益以重金先后购得了梁溪安氏本与梁溪高氏本。此部分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两本在清代的衍化源流。先说安氏本。钱谦益定此本为姚宏校本，其说是也。证据有二：第一条证据，陆贻典《古本〈战国策〉跋》曰：“钱遵王假余此本，系姚宏较高诱注，益得之于□翁①宗伯者。不特开卷便有东、西周之异。全本篇次前后，章句烦简，亦与今本迥不相侔……今此本具在，已出寻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复何如耳。”[7]1819陆贻典明确钱曾借与的安氏本为姚本，而且从它与吴本在开卷与编排上的差异来看，也可证为姚本。第二条证据，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记《高诱注战国策》三十三卷曰：“予初购此书于绛云楼，乃剡川姚宏校定本，宋椠本。得之，如获拱璧。即以传示同人，共相传写。”[12]83其语同陆序前后相接，足可相互印证。陆贻典以安氏本为底本，分三次参照高氏本作了校勘。先是从叶林宗处借得免遭绛云楼一炬的高氏本过录本，订正是非，但对于摹写之讹字，未能深辨校定；来年春，从钱曾处借得高氏本原本校安氏本前十九卷；冬季又从毛氏目耕楼处借得高氏本过录本，校完剩余部分。卢见曾即以陆氏校定本，刊行雅雨堂本，简称“卢本”。据卢见曾序言“及余再莅淮南，属友人于吴中，借高注考之”[7]1821，卢复调两淮盐运使治扬州，并未说所借《战国策》文为何本，但有三个迹象可明确应为陆氏校订本：一是黄丕烈序言有“始知卢本虽据陆敕先抄校姚氏本所刻”[7]1825之语。二是卢序“吴中”，乃江苏苏州，陆贻典即是苏州人。虽然从两人生卒年看并无交集的可能，但卢见曾托友人在陆氏家乡借得其校订本之抄录本，是完全可能的。三是从国家图书馆藏雅雨堂本《战国策》编次看，开篇为曾巩序，刘向序居末，是安氏本的排布特点。综上，应判断卢见曾借得陆氏校本，并刊行而成雅雨堂本。

再说高氏本。高氏本在陆贻典校定安氏本时已作为参校本有过出场。其后黄丕烈重金从鲍廷博处购得，“厥后遂得诸鲍渌饮所，楮墨精好，盖所谓梁溪高氏本也”[7]1825。黄说无误。原因之一是顾广圻用雅雨堂本与其对校，发现两者存在差异。雅雨堂本有据鲍本改字、加字和抹除的情况，当为卢见曾所改。原因是从校勘过程看，陆贻典所用底本和参校本不存在鲍注篡入的可能。而卢见曾虽未明言参校本，但从序言中将吴本与陆氏校订本对比来看，他当参看了吴本，存在引鲍注入安氏本的可能性。原因之二是据国家图书馆藏《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其冠以目录和刘向序，曾巩序置于卷末，与安氏本的编次完全不同，应为高氏本。黄丕烈以其为底本，影模宋椠，行款点书，一如其旧。并以家藏元至正吴师道本参校，同时，延请顾广圻为之费力精校。顾的校对工作持续六年时间，可谓用功甚勤。又得钱大昕为之品题，最终刊行士礼居本《战国策》，简称“黄本”。士礼居本可谓汇集诸名家精华，凝聚了清代几大藏书家的校雠成果，因而价值厚重、成果珍硕，堪称清中叶以后《战国策》的最佳版本。黄丕烈另得《札记》三卷，主要是在字句方面，罗列鲍注、吴注之异同，并下己之按语，益姚注之未备。顾广圻并撰《战国策释例》五篇，虽自谦其言乃为刘向拥篲清道，但其观点确有新颖而予人启迪之处。值得一提的是，黄丕烈虽从顾之逵家眼见影钞安氏本，但认为逊色于高氏本，故在校勘时没有采入。雅雨堂本和士礼居本同归属于姚本一支，它们的相继刊行，标志着姚本的复兴。

第二个问题是在清代，《战国策》版本系统的两大分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糅合。吴师道“存古阙疑”的思想被清代显赫的藏书家们当作口号一般反复宣讲，崇姚抑鲍成为他们的共同意识。在看似姚必胜鲍、二者存一的结果之下，校雠家们审择姚、鲍二家孰得孰失时，却走上了一条中庸的道路：兼采姚鲍，取鲍补姚。陆贻典在做校雠时，即采用了以高氏本校安氏本的方法，不过这是同属姚本的两种过录本之间的校对，与不同版本分支间的交融是迥异的问题。雅雨堂本“往往反从鲍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7]1825，是引鲍入姚的直接证据。卢见曾之序言虽未明言参看鲍本，但“曩余读吴文正公《东西周辨》，谓《战国策》编题，首《东周》，次《西周》，今鲍彪本误以西周为正统，升之卷首”[7]1821可作间接证据。因此，雅雨堂本实是以鲍益姚的结晶。黄丕烈《札记》三卷虽于《策》文单行，但其性质乃校勘记，是士礼居本《战国策》之一部分。士礼居本援吴益姚，兼引鲍、吴注补姚注不足。如《赵策》二之《武灵王平书间居》“则胡服之功”条，下曰：“‘功’，鲍本作‘攻’。丕烈案：‘攻’，误也。《史记》作‘功’。”[13]卷中又如《韩策》三之《公仲使韩珉之秦求武遂》“势必不善楚”条，下曰：“鲍衍‘不’字。吴氏补曰：‘疑衍’。”[13]卷下可以说，士礼居本价值之高，今本系统两大分支的糅合，是关键的因素。纵观《战国策》版本源流的发展，若是对这种糅合现象回溯源头，吴师道以得于旧士人家、时有破烂处的姚本补益鲍本，无疑应该被首先提及。清代校雠家们只是在同样方法的指引下，做了相反的工作而已。

第三个问题是《战国策》刊名。如上文所说，钱谦益购进的梁溪安氏本与高氏本均为姚氏校本。其《绛云楼书目》只书“战国策”三字，未有其他信息。但据《有学集》，其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于《战国策》所作题跋却名为“跋高诱注战国策”[14]1513，此后，这一错误开始因循传递。钱曾《述古堂书目》著录《战国策》三种：“战国策高诱注三十三卷四本 宋本影抄；战国策鲍彪注；战国策吴师道注。”[15]卷五题名一如族曾祖之旧。钱曾先后将安氏与高氏原本借与陆贻典，卢见曾请托友人借得陆氏校订本后即在序中言“借高注考之”[7]1821，刊行之雅雨堂本果名为“高氏战国策”，实为沿误矣。孔昭焕家藏本《战国策》为毛晋汲古阁影宋钞本，钱曾、毛氏父子、陆贻典互通有无，毛氏曾抄录高氏本，因此孔昭焕家藏本之所以题名“汉高诱注”，原因明矣。四库馆臣断此为姚宏校本，正确无疑。但猜测其张冠李戴的原因乃贾似道与门客廖莹中等昧于检校，误题所致，是将政治上的贬损迁置到文学问题，非学理推断。至于所谓书商刻意作古，以赝古书，可备一说，但没抓住要害。四库馆臣辨正后，黄丕烈读未见书斋重雕时，就刊名为《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关于刊名问题的错误，终得以廓清。

除了刊名错误外，关于吴师道注的表述也出现诸多错误。钱谦益在跋语中论安氏本时有言“此本乃伯声校本，又经前辈勘对疑误，采正传补注，标举行间”[14]1513。“正传”，是吴师道表字。采吴注入于姚本，此说法极为可疑。如前所述，吴师道已引姚注补鲍注不足，“前辈”为何要再引吴注入姚注呢？殊为不通。陆贻典跋语有言“此册原本经前辈勘对疑误，采正传补注，标举行间，宜并存之，一时未遑也”[7]1819，但陆贻典校安氏本共进行三次，即使此次校勘无暇将吴注录入，但在后面一年半的时间内还有两次校勘经历，“无暇顾及”一说当属托辞。姚注补充高注处皆用“续”字以作区分，吴注增补鲍注阙漏处以“补曰”别之，纠正鲍注错误处用“正曰”别之，这三者乃区分诸家注解的标志。陆贻典此语沿袭钱谦益，而钱显然误将姚注视为吴注了。一个明确的反证是，黄丕烈曾在顾之逵家见过影钞安氏本，根本没有所谓吴注，“惜乎不并存也”[7]1825。可见，正是钱谦益误识，由陆贻典、黄丕烈不加考察而转引造成的迷雾，应当豁然明矣。这一误区甚至影响到了黄丕烈校高氏本。其言曰：“吴氏校每云‘一本’，谓其所见浙、建、括苍本也。”[7]1825此说法错误有二：一是这些本子均为姚宏校注时的参校本，非吴师道；二是“建本”乃建阳刻曾巩本，“括苍本”乃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耿延禧校得的本子，它们与“浙本”“一本”并列作为姚宏的参校本，而非以“一本”之名代称其余三本。

上述错误，并没有影响到清代藏书家们校勘、印行《战国策》正文内容。但第三个问题之所以言及此，非为批古，实为鉴今。古人尚且对《战国策》版本的细节问题语焉不详，因循错误，时代更加遥远的当代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引用这些材料，只会带来更大舛误。学者们的舛误不待一一辩驳，若想避免，势必要在所引序言、跋语等材料上，做好辨别正误、正本清源的工作。

综上所述，清代藏书家在《战国策》版本的衍化上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对宋元古本、钞本搜访甚力，创获颇多。求得诸本后并没有闭不示人，自珍自藏，而是互借、互录、互传，保存并完善了姚本原貌。另一方面，勘异字句，校核精密，以佳纸优墨予以刊行，堪称善本精品，对于《战国策》的流布，意义重大。这一时期《战国策》版本嬗变的最显著特征是姚本的复兴，曾巩本和姚宏本这一分支“自清代乾隆之后取得了本书的正统地位，公认为《战国策》的标准本”[16]前言。姚本、秘阁黄本与鲍、吴本两大分支的相互借鉴、糅合交融，是实现姚本复兴的主要推力。在深层思想里，姚本复兴跃动着的是存古精神，完整存录古人之言成为清人强烈而真挚的愿望。同时，清人嗜宋佞宋的偏好，推动了宋版的收藏与刊印。存古精神的根源是清代朴学大盛的文化氛围，朴学之风助益于《战国策》校刊正误的工作。在乾嘉学派的导引下，校雠家们重视训诂考据，崇古信古，以严谨平实的学风推动《战国策》版本分支产生出新的发展，显示出新的特点。

《战国策》版本校勘的四个阶段，在地域和时间上分别具有共通的特点。地域上，刘向、曾巩、孙朴校书均在国都之馆阁，姚本、吴本均刊于浙江，清代事关《战国策》的整理工作均集中在苏州、扬州、无锡等苏南城市。以上地区在资料的搜集和综合上具有很大的便利性，同时在古籍校订刻印上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时间上，曾巩、孙朴和清代藏书家们校书均在王朝盛世，社会环境安稳平和；刘向、姚宏、鲍彪、吴师道校书时代虽是国力衰疲之时，但尚无大规模动乱，社会维持着相对和缓的态势，客观上有助于古籍整理校勘工作的开展。观照于当下，《战国策》版本系统与嬗变源流的四个阶段所凸显出的宝贵经验，如对错乱混杂的文献资料作认真梳理和校补、重视差异性版本的搜集和对勘、创新所校书籍的编次体例、融合不同版本分支之所长等，对于当代的古籍整理工作也不无裨益。

注释：

①按：当为“牧翁”，钱谦益号。乾隆时文网日密，钱之序文名、诗文名多遭墨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