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春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一、前 言

近年来，美国在对伊朗、朝鲜、俄罗斯等国（或外国实体、个人）等制裁目标对象实施单边经济制裁过程中，美国境外、非制裁目标对象的第三国（例如中国）的实体或个人（本文以下简称“非美国人”），①同样，基于简化表述的需要，本文中的“非美国”是指既非受制裁的国家，亦非美国的第三国。例如，美国制裁伊朗，中国即为第三国，即本文所指“非美国”。却也不断受到美国的执法处罚，成为美国境外的实体、个人甚至外国国家面临的重大法律风险隐患。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中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的目标。应对美国法的域外适用，构建中国公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②近两年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廖诗评：《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现状、问题与完善》，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6期；肖永平：《“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分析与对策研究》，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6期；李庆明：《论美国域外管辖：概念、实践及中国因应》，载《国际法研究》2019年第3期；张辉：《论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律制度的构建-不可靠实体清单引发的思考》，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5期；杨永红：《次级制裁及其反制-由美国次级制裁的立法与实践展开》，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3期；刘建伟：《美欧经济制裁协作的特点、限度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