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峰

(邵阳学院 文学院，湖南 邵阳422000)

周方(1893—1979)，字静庵，1893年1月出生在湖南省新邵县迎光乡一个耕读世家。1915年，周方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即岳麓书院。1920年，毕业后的周方在岳云中学、湖南省立一中(现为长沙市一中)、二中(现为湖南省桃源师范学校)、湖南一师(现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等校任国文老师。他先后创办民范女子职业学校、枫林农村实验学校、民枫职业学校，历任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湖南省立农民教育馆馆长、湖南通俗教育馆编辑主任等职，编著的农村教育教材有《农村杂字》《乡村教育补充教材》《新千字课》等。周方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被称为湖南“平民教育的老总”[1]。周方认为中国是一个自古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所以在推行平民教育时，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平民教育必须面向农村、面向农业、面向农民，以教兴农、以教惠农、复兴农村。

目前，学界多从周方的平民教育思想、实践及影响对周方的平民教育进行研究，而对他的农村教育思想尚无具体、细致的梳理。对此，本文拟对周方的农村教育思想进行一粗浅探讨，揭示其农村教育思想的内涵及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其对农村教育的启示。

一、周方农村教育思想的形成

(一)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的熏陶

周方出生在湖南省新化县一个世代耕读的农民家庭，农村优美的田园风光和勤劳朴实的农民陪伴着他长大。在农村长大的周方深知农民生活的艰辛，他喜爱农民的质朴，农村田园牧歌的生活，这种“戴月荷锄之乐，采菊东篱之趣”让周方留恋陶醉[2]158。

周方离开农村到长沙求学，坚定了走教育救国之路。他师从的老师杨怀中、徐特立、何炳麟等人都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倡导者和躬身实践者，受老师教育救国思想的熏陶，周方从学校毕业之后，便“以开发农村为职志”[2]158，大力提倡农民教育，决心用教育挽救农村。

周方的青年时代正是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自然灾害破坏的时期，农村日益破产，逐渐陷入衰败之中。农民绝大部分是文盲，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不懂利用科技提高粮食产量。对此，他认为只有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才能民富国强，最终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周方坚信“教育救国，科技兴农”这一理念，他相继创办长沙民范平民女子职校与枫林农村实验学校，将教育推及农村，施教于农[3]。周方曾说：“窃尝谓‘教育救国’之论……在我辈教育者，实应有此之信心。”[4]35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就不能达到救国建国之目的，因此周方自从从事教育工作以后，就坚定了教育救国的信心。“以救国建国，悬为理想企图。”[4]35这既是他对自己教育救国思想的总结，也是他从事农民教育的思想渊源。

(二)平民教育运动的鼓舞

“我湘有平民教育运动，萌芽于‘五四’运动后之各校附设平民学校。”[5]353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平民教育运动兴起，周方的农民教育思想与实践受到了平民教育运动的影响，在平民教育总会晏阳初、陶行知等人的启发和引导下，周方也在湖南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

晏阳初认为我国文化教育落后，必须对平民进行教育，以平民教育来改造中国社会和挽救农村破产。对此，晏阳初于1923年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在湖南长沙等地设立平民学校，作平民教育演讲，向全国推广平民教育。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以及晏阳初对平民教育的宣传，让周方等湖南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受到极大鼓舞，他们也想在湖南开展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秋，恰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负责人朱其慧等人到武汉宣讲平民教育，湖南省教育界公推周方到武汉考察湖北平民教育运动，并迎接朱其慧等人到长沙助推进湖南平民教育运动。随后，周方又到江苏考察了江苏的平民教育情况，此时全国的平民教育“已高唱入云，如箭在弦待发”[6]。

周方考察湖北、江苏的平民教育后返回长沙，向湖南教育界人士宣传了平民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湖南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湖南推行平民教育刻不容缓，他们组织了“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处，推举周方、蒋兆骧进行平民教育筹备工作。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周方任总干事的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于1924年1月正式成立，湖南平民教育在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领导和推动下蓬勃开展。周方在湖南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时，注意到了破产的农村和愚昧的农民，于是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把平民教育的对象主要放在农民身上，湖南的农民教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三)乡村教育衰落的刺激

20世纪初，中国开始废科举，兴学堂，创办新式教育，这加速了乡村教育的衰落。新式教育在被引进中国时没有考虑到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基础方面的差异，只一味简单、机械的模仿，照搬欧美的教育经验，抄袭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新式教育不仅丢弃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教育方面的优良传统，而且导致了“食洋不化”和乡村教育衰落的严重后果。周方对此十分清楚，他认为我国创办新式教育数十年，全部抄袭西洋都市制的教育，教育城市化、贵族化，不符合中国以农立国的国情，不能满足中国农民的需要，其危害可使中国农村破产[2]158。受乡村教育衰落的刺激，周方于1931年在长沙北郊的枫树坪开办枫林学校，这是一所集“生产化、劳动化、社会化”于一体的农村实验学校[2]158，开设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以乡村教育推进农村生产及自治事项”[5]354。

为了促进乡村教育发展挽救农村破产，湖南省在1934年2月设立省农民教育馆，任周方为省农民教育馆主任。湖南省农民教育馆“谋农民教育事业之促进”[5]355，设置了三个乡村实验区，第一区设在湘江以西岳麓山一带，第二区设在长沙城南新开铺一带，第三区设在长沙北郊枫树坪一带。各区又设有乡村改进会、农民教育协进会、妇女慎德会等[5]355。 各区由省农民教育馆直接管辖，主要办理区内农村各项事务，促进各区农村教育、卫生、自治等事业的发展。

二、周方农村教育思想的内涵

(一)农村实用技术教育

湖南自古交通闭塞，交往不便，被称为“四塞之地”。交通不便导致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思想保守，知识浅陋。农民日常多从事耕田种稻、绩麻纺织、种菜捕鱼、喂猪养牛一类的活动，他们从事种植养殖活动都是靠代代积累的生产经验，并不懂农业科学技术，从事的生产活动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当时的学校教育是一种“舶来品”教育，完全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其培养出来的学生“所学的不能致用，而要用的，又非其所学”[7]147，所以即使有的农家子弟在城市学堂读了书，但毕业之后既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又不会经营工商业活动，他们大多优游都市，成为“无职无业的长褂游民”[7]147。为了让农民子女学到一技之长，周方自筹资金、租借民房，于1931年秋在长沙北郊枫树坪任家岭一带创办枫林农村实验学校，贫苦农家子弟入学免收学费。周方创办学校的目的是养成农民“安分守己、忍苦耐劳”的品格[7]119，使农民拥有“应付环境的知识”“自食其力的技能”[7]119。枫林农村实验学校校门前有一副对联：“以书蔬猪鱼为研究对象；向禾麻菽麦做实验工夫”[8]44。从这副对联可以看出周方办学的宗旨，即向学生传授农业实用技术。学校实行理论学习与劳动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除学习国文、史地、数理化的知识外，还要学习农业实用技术，如学习家禽饲养要学会选种、孵化、饲养和防疫等技能；学习果蔬栽培要掌握品种、土壤、季节、肥料和病虫害等知识。

周方在主持湖南省农民教育馆工作时，积极推进农村妇女职业教育。1933年，他在枫林学校开办妇女缝纫班，教授女子缝纫、裁剪和刺绣。周方认为农村妇女有了一技之长可以提高妇女地位，改变农村风俗，进而发展农村经济。他在湖南省会长沙的东、西、南、北四郊的乡村实验区都设有女子缝纫班，缝纫班学生毕业后“均能独自缝制”[5]356。抗战时期，湖南省农民教育馆西迁邵阳，周方在邵阳继续推进妇女职业教育，他不仅在邵阳市郊区设女子缝纫班，招收农村妇女学习缝纫，还到武冈竹嵩塘、新化县高平等地开设女子缝纫班，教农村妇女掌握一技之长。为了让农民学到农业的实用知识，湖南省农民教育馆还编辑出版了农村实用技术小册子向农民发放，如《怎样选稻种》《螟虫及其歼除方法》《造林须知》《救荒要旨》《痢疾疟疾》《中服裁法讲义》《怎样养猪》《怎样养鸡》《怎样种植》等[5]359。

(二)农民谋生能力教育

在办学实践中，周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即“三化、四自、五子”教育。所谓“三化”教育即“劳动化、生产化、社会化”教育，就是要改变传统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状况，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融入社会。用劳动医治人们游手好闲和懒惰的习惯，打造勤劳的民族；用生产医治人们好吃懒做只知消费不知积累的习惯，创造丰乐的民生；用社会教育医治人们自私自利的习惯，成为守望相助的民众。所谓“四自”教育，就是培养学生自治、自立、自养、自卫的能力，以达到治理国家、保卫国家的目的。“五子”教育就是让学生成为全面发展、自食其力、躬行实践的新型人才，即培养学生具备“纯洁的脑子、强健的身子、万能的手膀子、轻快的脚脖子、流利的嘴巴子”[9]20。

学校在培养模式上采用双轨制教学，根据学生的资质、家境、兴趣分成升学班与就业班，以两种途径培养。升学班第三年以学习英文为中心，就业班第三年以学习农工职业技术为中心，强调学生对实用技术的掌握。周方开办的学校学生有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学生毕业后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为农民服务，做农民的“保姆”“更夫”“导师”，化民成俗；一条出路是学生升入大学，即“替寒俊打开学府的门”[8]55。

为培养学生的谋生能力，周方亲自带领长沙枫林工学团学员，挑着自己生产的蔬菜到市场上去卖，当年枫林学校的“菜担子”是长沙街头的一道风景，长沙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三化教育让学生做到了“一年生自食其菜；二年生自食其饭，三年毕业后个个能自食其力”[8]55，这为贫苦的农家子弟开辟了谋生之路和升学之路，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与支持。周方的“三化、四自、五子”教育为农村培养出知行合一、自立而立人、自达而达人、自养而养人、自教而教人的农村建设者和复兴农村、改进农村的急先锋[9]18。

周方与黄士衡、方克刚、向郁阶等人于1934年夏发起成立了湖南农村建设协进会。方克刚、周方等11人被推选为农村建设协进会理事，周方兼任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当时河北定县、山东邹平、江苏无锡等地的乡村建设运动正蓬勃展开，湖南农村建设协进会学习了定县、邹平、无锡等地设立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做法，以枫林学校为中心，划长沙市北郊为乡村建设实验区，进行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除枫林学校原有班级外，乡村建设试验区招收成人扫盲班、儿童班、妇女班等进行乡村教育实验，教学采用流动教学、小先生制等方法，在实验区建立巡回阅览室、民众图书馆。为了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实验区晚上还办民众乐园，有讲演、说书、唱歌、戏剧、幻灯、皮影等群众性娱乐活动。乡村实验区还创办信用社，向急需用钱的农民放款，推行农村公共卫生事业。乡村建设实验区建立后，枫林学校便成为改造农村社会、复兴农村经济的中心。周方进行农民教育不但教农民谋生的能力，而且还为建设农村、复兴农村做出了贡献。

(三)农民爱国主义教育

周方很早就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早在长沙读书时，他就在《高平学报》(新化高平旅省同学会主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出“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提高平民之文化素质”[10]184。在长沙求学期间，周方紧紧抓住《高平学报》这块阵地，积极宣传爱国救国思想，敬告同学要“捍国”“御侮”，呼吁“民智开而民强，民强而国亦强”[10]184。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丰富，他的爱国意识更加强烈。受其师影响，他抱定教育救国理想：“方之痴心，固未尝一日而不思以此‘救国’‘建国’也。”[4]35从20世纪20年代起，周方更坚定教育救国之信念。他积极倡导平民教育，想通过平民教育给平民百姓创造一个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创造出一个不管贫富愚智，无论男女老幼，都“应有绝对的入学均等机会”[7]147。正是这种炽热爱国之心、救国之志，驱使他在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中对只知有家族不知有民族国家的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周方主持湖南省立农民教育馆工作时，在省农民教育馆设国耻陈列室，悬挂国耻挂图，使“一般民众对此，因直接之观感”而激发爱国之热情，达到爱国教育之目的[5]360。周方还把爱国主义教育推向偏远农村。他组织学生肩挑书箱、手提黑板，深入农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的罪行，教农民唱《勿忘国耻歌》；组织学生到乡村建设实验区向农民进行演讲，演讲内容不但有乡村卫生知识及新生活运动知识，而且还有国耻演讲和爱国演讲。

周方的爱国教育以乡村建设实验区为阵地。1934年秋，湖南农村建设协进会，其以枫林学校为中心开办枫林乡村建设实验区，在实验区推行农村复兴运动并对实验区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农村青年学生受周方爱国思想的影响，在抗战爆发后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

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日军进攻长沙，长沙北郊的枫林学校搬迁至新化县。1939年，周方在新化县租借高平小学校舍，开办枫林学校初中班。1940年，枫林学校迁至新化县城南的上田，改名为枫林实验中学。周方以枫林实验中学劳军的名义，印发《告全县父老兄弟书》，特书“击辑渡江，冀光复旧物于此；闻鸡起舞，期振兴中华以他年”的对联激发军民抗战士气[11]。

三、周方农村教育思想的启示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在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发展特别是农村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科学论证、科学规划提出来的关于农村发展的重大决策，其优越性和现实性与抗战前的农村复兴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乡村振兴和农村复兴的共同之处在于农村建设归根到底要靠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阶级的参与和实践。不论是农村复兴运动还是乡村振兴战略，能否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成为农村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关键在于农村教育。周方的农村教育思想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教育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农村教育要因地制宜

周方对农民教育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如设露天学校，凡农民荟萃、行旅往来之地立一块黑板，把农民生产生活中需要使用的常用汉字，以及有关农业生产的农谚和民间俗语写在白纸或者黑板上，将农民召集到一起进行讲解，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设农民读书处，读书处要有识字的老师，趁闲暇时教不识字的农民识字读书，不拘上课形式；对农民进行演讲，演讲内容通俗易懂且有益于农民，可随时随地进行。对农民进行教学的设备也多种多样，如幻灯教学和挂图教学，幻灯教学每班少则百人，多则千人；挂图教学每班少则三四十人，多则百人[12]。周方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到乡下向农民传播知识。他在《暑期的平民教育》一文中提到，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趁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放暑假回乡的机会，“买了五千本平民教材，发于各位同学”回乡教农民识字，让学生为平民教育服务[13]。暑期平民教育不但让回乡学生教农民识字，还对农民举行通俗演讲、化妆表演，组织各种团体下乡服务，下乡服务农民时，“各种团体，互相监督，互相竞赛，互相帮助”[13]。

周方对农民采取的多种教学形式和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给我们带来很大启示。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由于地域性的差异和风俗的不同，各地有其特殊的地域文化特点，农村教育要发展必须要因地制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客观上造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差异，以及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差异。如果全国教育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不利于农村教育的正常发展。因此，我们发展农村教育要像周方那样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教育方式。在教育形式上，依据农民的闲暇时间，在田间地头、水村山寨设立露天学校以及农民读书处，让农民可以随时随地读书识字；在教学方法上，通过电影、多媒体等设备与手段直观展示教学内容，给农民以眼看、耳听、口念等多种影响，激发广大农民学习的兴趣，调动广大农民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农民教育的效果；在教学内容上，不但教农民学习普通文化知识，还要向农民传授科学种植养殖知识，使农村教育更具有实用性。此外，还可以鼓励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回乡对农民进行教育，这样可以节省更多的教育投资，也有利于农村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二)农村教育要满足农民的需要

完整的农村教育既要面向农村学龄儿童进行义务教育，也要面向广大成年农民进行成人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周方的教育思想赋予了农村教育以完整的内涵，周方主张将农村全体村民作为教育对象，让农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地接受教育。

教育者把教育面向农村、面向全体农民，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教育者的一厢情愿就可以让农民接受教育。农民最讲究实际和实用，教育者如果脱离农民的实际需要去办教育，农民不会接受。为了让好的愿望变成现实，除了向农民提供必要的教育机会外，更重要的是让教育符合农村实际，满足农民需要。教育者要让农民感到接受教育是他们现实生活的需要，是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需要。因此，农村教育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摆脱贫穷，使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农村教育既要满足农民生存的物质需要，又要满足农民的精神需要，同时还要因人而异，为有不同需要和不同特点的农民施以有所侧重的教育。在这方面，周方农村教育的一些做法对今天我们调动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仍有借鉴意义。周方以“三化、四自”教育创造丰乐的民生，满足农民的生活需要。他教给农民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优化农作物品种以及养鱼、养鸡等农副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与技能，提高农副产品的产量；组织农民发展缝纫和刺绣等手工业，使农民在“有饭吃”的同时增加经济收入。周方“四自”教育就是从培养农民“自治”“自立”“自养”“自卫”能力入手，让农民最终具有治理农村、帮助他人、保卫国家的能力。乡村振兴也需要培养农民的自治能力，启发农民的民主意识，训练和促成农民进行自我管理。周方的农村教育思想注重农民的需要，注重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他创办的乡村实验区使整个农村社会充满了学习氛围，也加快了乡村社会的改进。这启示我们要实现乡村振兴和进行农村教育，首先得满足农民的正当需要，这样才能调动农民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农村教育要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周方认为，农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农村生活、创造美好生活，以全体农民的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救国建国为目标。所以，办农村教育如果仅仅教农民识字、取得工具而不运用工具去复兴农村是没有用的。农民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使受教育者取得识字的工具、获得相应的知识技能、解决物质生活上的问题，还是达到救国建国的目的教育这种手段。对于当今的农村教育而言，就是以乡村振兴为目的，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1.经济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经济振兴必须振兴产业，尤其是振兴农业。振兴农业就是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让农民科学种田，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促进农民增收。经济振兴必须产业兴旺，这就需要推动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农村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产业。农村教育必须服务于农村经济振兴，农村教育者要像周方那样进行农村教育，使农业科学深入农村田间地头、植根农民头脑中，身体力行进行示范，把自己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教授给农民，让农民熟练运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以谋农村产业兴旺和经济振兴。

2.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魂”

文化振兴要注重农民精神家园的建设，改善农民精神风貌，让农民记得住“乡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要挖掘本土特色文化，吸收外来优秀文化，通过农村教育改造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培育良好家风、文明乡风和淳朴民风。发挥大学生“三下乡”的作用，培育富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农村文化。

3.社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保障

要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做到应保尽保，使农民老有保障，病有所医。加强乡村学校基础设施和师资建设，使农村留守儿童享有与城市儿童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农村要精准扶贫，使“两不愁，三保障”落到实处，使真正贫困家庭得到扶助，让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有保障。农村教育要启迪农民的社会意识和互助精神，使农村居民能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患难相恤。

四、结语

周方的农村教育思想志存高远，他像梁漱溟、晏阳初一样试图以教育为主导，通过教育农民、改进农村实现挽救国家和民族的愿望，达到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最终目标。虽然时代因素和自身局限使周方进行的农村教育实验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其预想的最终目标，但他通过实践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农村教育遗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好地开发、利用这笔遗产，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同时，进行农村教育的广大干部、专家要像周方那样放下架子去做农民的学生，带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走进农村、走向农民，真正农民化，了解农村的实际问题与农民的真正需要，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脱贫致富，把农村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