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泽

（广东开放大学，广东广州，510091）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属性，它表现在包括文艺在内的现代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领域。19世纪末，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为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命运，在宣传和发动革命过程中，创作了针砭时弊、惩恶扬善、呼唤革命的时评、政论和诗词，发表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观点，形成了他文艺理论批评思想及创作的现代性特征。

一、孙中山文艺理论批评思想的现代性

孙中山文艺理论批评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他重视文艺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重视引进西方现代科学观念和体系化方法重构中国优秀传统文艺理论批评，从而形成他文艺理论批评的科学性特征，以及他注重构建民族的和大众的中国文艺理论批评体系。

他重视发挥文艺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特殊的宣传教育作用。孙中山的终生奋斗目标，是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1902年他嘱托国民革命元老人物、“深明汉学”的革命党人刘成禺创作《太平天国战史》，并亲自为该书作序，称赞这本书“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1]。1907年他邀请日本友人池亨吉来中国，参加反清武装起义，并寄希望他将“亲身见闻，自始至终，笔之于书”[2]。在谈到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斯陀夫人的名作《黑奴吁天录》时，孙中山指出：“自这本书做出之后，大家都知道黑奴是怎么样受苦，便替黑奴来抱不平……到了六十年前，才爆发出来，构成美国的南北战争。”[3]由此可见，他十分重视现代文艺创作及批评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教育功能，他希望真正的革命创作者要创作支持、鼓舞、赞扬和宣传革命的文艺作品。

他致力于推动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科学化和体系化。他提出引入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批评的科学的系统化的方法，推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批评的现代性转型。他认为我国文艺需要吸收西方现代文艺观念及理论批评方法。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批评偏重体验式的经验谈和技巧随笔谈，未能在一定现代科学观念指引下，形成系统化、体系化的文艺理论批评。因此，他认为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现代性构建，有必要借鉴欧洲现代文艺理论及批评的理念和方法。有感于中国古典文论偏重于感性经验而不够重视科学理论建构等方面的不足，他指出：“然而数千年来，中国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无人发明文法之学与理则之学，必待外人输来，而乃始知吾文学向来之缺憾。”[4]“时至今日，非学术无以救国，非参考外籍，资为牖钥，厥学术不能跻于高深”[5]。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解是深刻的，他的评价也是中肯的。毋容讳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研究、分析和评价，大多数是感性的、体验式的，它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最大差别，就是很少出现基于一定世界观方法论的文艺理论批评。因此，很少见到对文艺进行系统性、体系性探讨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古代文论、诗论、词论、剧论、画论、曲艺论等，绝大多数的古代文艺的论者是属于作家创作经验之谈。伟大的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他们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诗篇，还留下谈论诗词创作经验、创作心得的诗词论文、诗句。例如，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评论初唐诗坛诗人创作的诗论，就有著名的《戏为六绝句》等，他以诗歌形式表达自己对唐代诗歌创作的看法和诗歌创作体会，以及诗歌创作的师承关系和创作技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则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谈论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体会和经验。然而他们对诗词和文章的理论探讨，以及作家作品评论，都不像现代西方理论家那样，从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出发构建文艺理论及批评，而是遵循着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建构自身的体验式、经验谈的方式，从一定的世界观、生活观和文艺观出发，对文艺创作经验作总结、提炼和反思，他们并未对文艺本质和创作规律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批评建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及批评的这一特点，与西方文学理论及批评对比形成鲜明的差异。西方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擅长从哲学高度提升创作经验，他们把构建体系化的文学理论批评作为理论创造的目标。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他们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学理论论著，他们这些文艺理论论著，并不是一般性的创作经验谈，而是构建了具有系统化和体系化特点的文艺理论批评体系，都是运用一定的哲学观念方法论，对自己长期创作的经验进行理论化、系统化和体系化的梳理、逻辑论证，形成关于文艺本质问题的根本观点。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康德、席勒等人，他们从各自的哲学体系出发，结合文艺史上有代表性作家的创作经验研讨文学艺术，目的是构建文艺理论及批评体系，把文艺理论及批评体系，视为他们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整体的内在组成部分。他倡导科学的文艺理论批评，提出要善于吸收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批评理论化、系统化和体系化的优点，创造中国自己的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体系。

基于构建科学化的现代文艺理论体系，他辩证地论述了吸收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观念方法与推动中国古典文论现代化等问题。他认为吸纳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现代性特征，就需要致力于推进中国古典文论的科学化和体系化。但是他又并未否认中国古典文论民族性的精华，并不赞同当时一些文艺“全盘西化论”的论者，因为他们总是妄自菲薄，试图抛弃我国传统优秀文论。孙中山认为推动中国文艺理论现代化发展，需要重视传承中国优秀古典文艺理论及批评的经验，以及古代优秀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创作技巧。他提出文艺家和批评家要善于深入生活，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学习，在学习西方文艺的同时，也要向中国优秀传统经典学习。一方面，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无文法、文理之学，为文者穷年揣摩，久而忽通，暗合于文法则有之”[6]。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指出：“然虽以中国文字势力之大，与历代能文之士之多，试一问此超越欧美之中国文学家中，果有能心知作文之法则而后含毫命简者乎？则将应之曰：否。”[7]他强调文学创作一定要遵守文学的规律，作家应精研写作技术。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散文、小说创作的典范作品，都有过深入的钻研，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对于指导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高度地评价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形式之美。他指出：“中国诗之美，逾越各国，如三百篇以逮唐宋名家，有一韵数句，可演为彼方数千百言而不尽者，或以格律为束缚，不知能者以是益见工巧，至于涂饰无意味，自非好诗。”[8]他认为我国古典诗词格律、韵律及审美形式，并不是创作的障碍，相反，诗词格律审美稳定形式恰恰是构成古典诗词艺术美的重要因素。他认为文章写作应该有贯穿气势之美，他说：“一篇文章能当做一章读，一章文章能当做一段读，一段文字能当做一句读，这便是好文章。因为唯有这样的文章，全篇气势方能贯注，作文之道亦如此。”[9]他运用文章恢弘气势美标准批评古代作家作品，充分肯定汉赋《解嘲》的艺术风格。他十分中肯地指明汉赋著名作家杨雄的创作风格之美。他说扬雄辞赋的风格是：“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10]

此外，他还深刻地论述了文学创作中作家艺术家身上所出现的“灵感”现象。例如，他深刻地揭示了李白创作《静夜思》过程中“灵感”现象的本质，他说：“然如‘床前明月光’之绝唱，谓妙手偶得则可，惟决非常人能道也。”[11]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常常借用“妙手偶得”来阐释创作“灵感”现象，应该说，它来自于唐代李白，也来自于孙中山对文学创造“灵感”本质的阐释。

二、孙中山文艺创作作品内容的现代性

孙中山文艺创作的现代性特征同他文艺理论批评相辅相成。他文艺理论批评思想观念为其创作实践提供了精神指引。他创作作品的内容或抒写悲惨的民族命运，或关怀民生疾苦，或赞颂革命英雄惊天动地的壮举，或揭露、鞭挞各种反动势力的罪恶腐朽的社会本质，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孙中山文艺创作作品内容的民族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特征，它们是文艺创作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的文艺创作作品内容的现代性特征，首先体现在他在民族性精神指引下描写社会现实，揭露、鞭挞反动势力的腐朽的社会本质。他作品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纯文学的诗歌作品，包括题词、题诗等；第二类是政论文章、时评、演讲辞、序跋、祭文和书信等。这些文体数量较大，是他创作的主要部分。从广义的文学概念看，这部分文章也应属于文学的范围。总体看，以1903年为界，孙中山文学创作大致可以被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1889至1902年作为他文学创作的前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他文学创作的特点是，在改良思想指引下的文学现代性写作。自1904年初至1925年病逝，是他文学创作的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他文艺创作的特点是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指引下进行文学创作。在后时期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引领的时期，他文学创作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得愈加突出鲜明。

其次，他在作品里一再表达了引进美国等西方国家先进工农业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以便推进中国工农业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他从美国檀香山回到祖国之初，怀抱救国救民宏大抱负，但限于当时的认知和社会环境，他主要还是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出发，希望以西方现代性的先进政治理念和社会建设理念，来唤醒清朝上层社会开明人士。他文学创作和文章写作，是他政治思想和社会改造思想和行动的组成部分，他以文学创作发表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在他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期间，他以推动中国建设国强民富的国家作为奋斗理想，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现代先进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来改良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一时期他写作的政论文章主要有：《兴利除害以为天下书》《农功》《国家富强之大计》《创立农学会倡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法制改革》和《支那保全分割合论》等。他关注当时农业经济状况和农民的生活状态，提倡学习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以及西方先进的农业耕作方法，来改善中国农村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1889年他在致香山县退休官员郑藻如的书信中，以家乡香山县农村衰败腐朽的现状作为案例，悲叹“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为害，亦已甚矣。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12]他针对当时农村盛行抽鸦片的腐败乡风慨叹道：“今夫鸦片，物非虫蛇而为祸尤烈，举天下皆被其灾，此而不除，民奚以生？”[13]然而，受历史时代和世界观的局限，虽然他能够清楚地判断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衰败腐朽的要害所在，他痛彻淋漓地针砭时弊，但是他又表达了自己无力改变现状的悲叹之声，他把济民于倒悬的力量，寄托在清朝权势官员或他所谓的社会贤达，尚未看清这些封建统治阶级权势官僚的反动本质。因此在早期的文章中，他表达了自己试图通过清朝权势官僚的力量来劝农桑，移风俗，启民智，兴教化，办学校，培人才。从强烈的爱乡爱国情感出发，面对家乡乡村一派凋敝不堪的悲惨景象，他悲叹道：“呜呼！今天下之失教也久已，古之痒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14]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到，孙中山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眼光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洋务派改良派思想家，对洋务运动舍本求末的改革措施，他正确地提出批评意见。他指出：“此所谓弃天生之材而自安于弱，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15]由于局限于早期改良主义思想，他当时的文学创作主要主张农村移风易俗，广设学校，广启民智，培养人才。他写于1892年至1893年间的《农功》一文，引用中国古代劝农格言和历代王朝重视农业措施，提出要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以英国重视农业作为学习榜样，提出要重视农业生产，尤其要重视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管理理念以推动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与致郑藻如书信相比较，在《农功》一文中，他更加重视引进西方现代农业管理体制与科学农业方法，他认为：“我国似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16]

再次，揭露、批判和鞭挞封建地主阶级和黑暗势力的反动统治，在文学写作中表达建设法治国家则是他文学创作现代性的又一体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他对清朝官僚政治本性的深刻认识，他对当时上层官僚阶级越来越失望，他越来越远离政治改良派的社会改良思想，而更加贴近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的思想。他回国后通过对黑暗现实切身感受，尤其是通过观察、体验香山县人民悲惨生活状况，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造成中国人民痛苦的真正根源，以及中国积贫积弱的病因，他逐步将政治斗争矛头明确地指向清朝腐朽反动封建政权。孙中山产生革命思想及行动，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它基于对清政府反动统治的深刻认识过程以及逐步觉醒过程。在他早期政论文章里，运用文学形象描写方法，通过创造鲜明的、具有典型特征的形象，叙写了自己耳闻目睹的中国农村现实生活。在《中国法制改革》[17]一文中，他以白描文学手法，形象地揭露、鞭挞清朝反动统治者贪赃枉法、刑讯逼供及草菅人命的不堪现实。

第四，运用文学写作批判保皇派保皇思想的落后性和反动性，宣传中国革命真理，大胆地呐喊以呼唤革命，是他写作作品现代性的突出表征。孙中山于1903年10月抵达檀香山后，批驳封建保皇派反动本质，为中国现代革命发出大声呐喊。他在《檀山新报》（又名《隆记报》）上发表文章，与当时保皇会展开论战。他这一时期撰写的政论，从某些方面来说，应该是属于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革命文学写作。他创作的《敬告同乡书》（1903年12月）、《驳保皇报书》（1904年1月）、《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10月）、《平实开口便错》（载于1908年9月11日星加坡《中兴日报》）、《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载于1908年9月12日星加坡《中兴日报》、《平实尚不肯认错》（载于1908年9月15日星加坡《中兴日报》）等重要时评，以勇猛的姿态向保皇党展开了激烈的进攻，洋溢着高昂的战斗激情和强烈的革命精神。以明确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意识，他体验、观察中国当时的现实生活，提出了一系列革命主张，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思想意识。

第五，他领导反清政治革命的同时，也运用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形式，创作了一些表达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作品，并不断地推进中国传统古典诗词的现代性转型。他古典诗词创作抒发了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革命抱负和革命理想，寄托了他对革命志士的赞美之情，以及对革命英雄的悼念之思。在有些诗词作品里，他还表达自己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的七律诗歌作品《挽刘道一》，在这首诗篇里他表达了对革命英雄的怀念和赞美之情：“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18]

第六，孙中山诗词创作的现代性特征，还鲜明地体现于他表达革命行动和革命志向的诗篇里。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孙中山亲临战场向清军开炮，失利后率军退入安南（今越南），他在马背上吟了一首七绝：“咸来意气不论功，魂梦忽惊征马中。漠漠东南云万叠，铁鞭叱吒厉天风。”[19]他于1918年创作的《虞美人·题谢逸桥诗钞》，在这阕词里他写道：“吉光片羽珍同璧，潇洒追秦七。好诗读到谢先生，别有一番天籁任纵横。五陵结客赊豪兴，挥金为革命。凭君纽带作桥梁，输送侨胞热血慨而慷。”[20]他表达了自己对谢逸桥革命行为的赞美之情。

三、孙中山对中国文艺现代化建设的贡献

他创作社会时评、政论文章和文学诗词及开展文艺理论批评，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较早地、系统地表达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以资产阶级革命方式实现中国各领域现代化。他破天荒地第一次在近代中国传播西方现代化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现代性转型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首先，他的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具有现代性特征的革命文学，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他的文学创作凸显着明确的、坚定的民族民主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表达了强烈的革命意识。他表现了广阔的革命胸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崇高的思想品质，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他主张革命党人要有坚定的意志和献身精神,《在桂林对滇粤军的演说》一文中，他激励人们“为国家、为人民、为世界来服务”，他向将士们宣讲革命者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说：“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21]

其次，他以西方现代革命思想与世界视野探讨中外文学理论批评，并亲自创作了体现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文学作品，开阔了中国人的文学视野，创作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孙中山早在1889年在致郑藻如的书信里，就以欧洲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作为参照，提出改革香山县农业和文化教育以及乡风民俗主张；他每一篇文章都无一不是以世界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力图推进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现代性改造，这使他领导中国革命中始终不仅关注现状，更加关心中国未来。

再次，他以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现代性思想意识观察历史和现实，形成他文学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和实践，深刻地批判腐朽反动统治的清王朝，揭露其反人民反历史潮流的反动政治本质，表达了强烈的革命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03年前后是孙中山政治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它标志着孙中山对家乡乃至对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从具体现象层面，深入社会本质层面，由具体的、个别的官场风气、乡风乡俗改良，上升到如何推翻腐朽的清王朝，跟随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族民主主义的富强国家的问题。

第四，他吸收中外政论文章写作的成功经验，结合揭露批判中国封建腐朽统治现实的目的，创新了政论文写作方法和表现技巧，为中国现代政论文写作提供了范例。从作品的表现手法看，他创造性地将记叙、议论、说理与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独树一帜的政论文范本。例如，在《致黄兴书》一文中[22]，他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深刻地剖析他领导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他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以不容置疑的事实，指出黄兴在困难面前失去信心的缺点，也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观方面因素。这就使得读者心悦诚服。在这篇政论文中，他以回忆手法，回顾自己东渡日本后，他自己与黄兴之间的矛盾发展，责备黄兴不该在前进途中抛弃自己志愿，致使革命事业半途而废，他既表达对革命同志的忧虑，也流露出对革命友谊的怀念；在文章尾部，他满怀激情，高度赞扬了黄兴领导的几次武装起义。尽管这些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他赞扬黄兴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以此鼓励黄兴重新鼓起勇气，与战友们齐心奋战，实现自己奋斗多年的理想。这篇政论文章全文叙述中穿插议论，叙中有议，议中有叙，叙中有情，寓情于理，明理于情，情理交融，使文章跌宕起伏，读来令人感奋不已。他政论文章修辞方式多采用灵活多变的句式，骈散结合，抑扬顿挫，音韵和节奏感受鲜明，加上磅礴的气势，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例如，在《敬告同乡书》一文,他针对当时同乡中有人看不清保皇派真面目，明确地区分保皇派与革命派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别。他指出：“由此观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移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23]

此外，除了诗词创作主要采用古典形式外，他创作的政论文章，表达方法自由，灵活运用口语白话文，运用多种论证表达方法，体现现代性文学崇尚自由的文学精神。例如，他1897年7月运用英文撰写的政论文章《中国法制改革》一文，在议论文框架内，采用讲故事的方法，通过对具体生动的现实生活故事的叙述和描写，以寓言方式深刻地批判由于清朝官僚腐败而导致法治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