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秀琴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一、严复对“文明排外”论的批判

清政府新政时期，排外运动没有因庚子事变的发生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但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排外运动的形式和宗旨都发生了变化。严复在《法意》的案语中一语道出了时人排外观的转变。

吾国自庚子以还，时论实以排外为有一无二之宗旨。其所异于前者，向则傲然懵然，以外人为夷狄而排之，今也耸然惕然，知外人之智力为优胜而排之。向也，欲不度德、不量力而排之；今也，度德量力，欲自免于危亡而排之。故其说曰，向之排外是也，特所以排之者非耳。向之所以排外者，野蛮之术也，故虽排而外人之入愈深，而中国之受损者益重。乃今吾将为文明之排外焉，吾国其庶几有豸乎！[1]430

按照严复的描述，时人将庚子事变作为中国排外运动的分水岭，过去中国的排外运动此起彼伏，但几乎都以驱除夷狄为宗旨，以暴力排外为形式。而在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的夷夏观土崩瓦解，从而逐渐承认西方的优势，中国的民众开始呼吁理性排外，以达到救亡的目的。他们认为过去以暴力为形式的排外运动是野蛮的表现，只会引来列强的疯狂报复，将给中国造成无法挽回的创伤，因此今后的排外务必以“文明”为宗旨，中国的危机才得以解除。

中国近代排外运动的这一根本性转变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在中国历代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民的主权意识和责任意识薄弱。1840年以来，随着列强纷至沓来的霸凌，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和中国民智的初步觉醒，中国民众的国家观念日趋流行，遂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转化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