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军,李万堡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若论薄葬，必先知厚葬，而倡厚葬最着力者，莫过于儒。儒以敬天法祖之心行忠孝节义之事，重丧葬礼隆祭祀，以葬礼彰孝道。《礼记》于葬礼流程诸事记载颇详，如奔丧、问丧、丧服、丧礼及祭法，烦琐至极，而后世为顺应人性之虚荣又日趋浮夸，权贵登封，君主造极。例如，遍览历朝，无君王不以登基之日为造墓之时。天下风靡比附，铺张排场，竭尽所能，谁念物力维艰。于是墨家与儒背道而驰而高呼节葬。究之，或因儒墨身份殊异，墨者经济地位低下，深感物力维艰，此为权贵理念不齿。吕不韦对先秦诸子并非取此舍彼，是丹非素，而是牢笼百家，尤其集儒墨道法之大成，其丧葬观能令智者思之，细民用之，故不愧“通家”。熊铁基认为,吕氏打乱了百家，但亦非简单“折衷齐合一番”，而如司马谈所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之“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故而《吕氏春秋》并非杂抄，当卓立于诸子之林，或因高诱所言“大出诸子之右”。“纵观非吕诸说，渊深论薄，是吕诸说，切中肯綮。若以家别，则‘通家’最切，若品题人物，则‘吕子’堪当。”[1]

一、丧葬本质：彰显孝道

百家者，皆担当之士；争鸣者，皆救世之急。大到家国天下，小到生死情性，一览无遗。家国天下之道，亦无不生死情性之道；生死者，文学之永恒主题，亦治国之永恒主题。

(一)儒家“厚葬”根植于孝道

孝乃仁者之基，儒家思想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