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成成

摘 要 当前我国大学通识教育中，存在着“专业”与“通识”二分甚至对立之势。而消减这一对立的基本思路乃是让各学科能够相互尊重、对话沟通。墨子主张“兼爱”，因为只有“兼爱”才能让强势者有着同情、怜悯这样的伦理情感去产生与弱势者对话的意愿，也只有“兼爱”才能让彼此之间紧紧结合在一起，产生对话的可能。所以，以墨家“兼爱”为核心理念的通识教育正好可以使如此对话成为可能，在如今看来，确实可作为通识教育之跨领域学习的参考。

关键词 墨家 兼爱 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6.11.015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dichotomy betwee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nowadays. The basic way to reduce this phenomenon is respecting and communicating. Mozi hold the opinion of all-embracing love， for it can let the strong have the feeling of sympathy， which could generate willing to talk to the weak. Whats more， it can produce possibilities of talking by combining people together. As we can see now， Mozis all-embracing love theory can be the reference of cross- disciplinary learning in general education.

Keywords Mohism； All-embracing Love Theory； general education

1 通识教育的概念

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学科分化就像社会分工一样，越来越细，各学科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在大学校园里，学生被分在不同的院系，他们在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同时，也接受学校所開展的通识教育。何谓通识教育呢？追本溯源，“通识”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的“liberal arts”，指人们在生活中所具备的一些知识或技能，主要有文法、修辞与逻辑三方面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不同的演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都是为培育一个人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一个可以对自己负责任的人。故而，通识教育亦可理解为我们所谓的公民教育。

2 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

目前，我国在研究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过程中，多承袭西方自希腊“liberal arts”之传统，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就没有如今我们称之为“通识教育”的火种吗？其实，儒家很早就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在《礼记》的《大学》篇中就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们的善良美德，教导大家尊重他人、关爱他人，以致达到真善美的完人境界。儒家的这种成德之教虽然提出了一番深邃的人文教育之理念，可类比当今的通识教育，但是，在现今社会中，专业分科越来越细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当今大学教育中已然成为主流，而儒家的成德之教并不看重如今所谓的专业学习，只是将其视为落于生命一隅的工匠之技。虽然儒家也讲“六艺”的习作，但其目的乃是领悟其中的生命大道，而非技巧的精炼。因此，在如今以自然科技为典范之科技思维的主导下，儒家的成德之教对当今通识教育的开展及具体落实，即显得难以着力！

而当时与儒家齐名的墨家，其主张却大相径庭。墨子以及其墨者团体，大多都是社会底层的平民工匠。墨子将这些工匠组织起来，依其特长，授予相关知识。在《墨经》中就有关于认识论、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墨子将这些知识落实于一些设备的制造，用于修城筑坝，甚至守城防御，都取得了不俗的效果。此外，墨者团体中的成员，不但各依其所长分配工作、各安其职、不断学习，而且要求循环各部门并熟习之。而通识教育实际上也是一种“多元文化”或“多学科交叉整合”的学习，其相应的目标就是培育一不为任何现实上的既定所局限，而且对任何既定规范具批判能力的社会公民。在当时，墨家打破各领域的壁垒，引导成员的跨领域循环学习，是为强化成员与成员、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促进整体之和谐与团结，在如今看来，确实可作为通识教育之跨领域学习的参考。

3 墨家“兼爱”思想可以成为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

通识教育也可以说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教育”，其目的是用各种不同群体的历史与文化上的基本项目，来使学生相互认识。这些基本项目，应该包括世界上各主要的宗教和文化，以及各国内部的少数族群与种族、少数社会与性别团体。语言的学习、历史与宗教的研究，以及哲学，都在实现这些想法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有了对文化差异的体悟，才能推广相互的尊重，而有了相互尊重，各种文化之间才会有对话。但审视社会现实，无论从古至今，还是从西方到东方，人类社会无法长久地和谐共处的主要原因就是彼此之间很难做到相互尊重，沟通对话。即使两千多年前的墨者，在其团体内循环各部门的学习，虽然偏重工艺技巧的习作，但是，就算再精巧的人也不可能习得所有工艺技巧，因此，墨者团体要求其每一成员对其它部门的“熟习”，主要意义也就在于“认识差异，沟通对话”，这在墨家所处之战国时代，为彼此相互征伐的各国来说，即是搁置争议，对话磋商，求同共存。

战国时代的墨家，面对天下动荡，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将原本离散的民众组织起来，结合成一体，不但保全了生命、保障了生活，更是形成一股力量，试图拨乱反正于天下。墨子发现，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彼此相爱，而不能彼此相爱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人们因“别”而易于徇私，徇私则易于固守自身，甚者则流于争夺、以致于彼此征伐。故而，墨家提倡“兼爱”，兼以易别，狭隘的专业区分就是“别”。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别”，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事物之所以多元，就在于有所“别”。“别”并不影响成为社会公民的多元跨领域学习的通识教育的一致性，就像在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至少某种程度的立场，我们也肯定当世代多元立场（即“别”）存在的合理性，“立场”代表某种观视的“角度”，但如果只是一味地固着于某一认知体系，“立场”即很可能导致“专业壁垒”。那么如何让受教者在各学科、各专业在“别”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呢？实际上，就是像墨子所做的那样，让各学科能够对话沟通，而对话沟通之所以可能即在于“相互尊重”，真正能彼此尊重，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

然而，如何实现各学科间真正的沟通对话？也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对话，虽也是认知的问题，其难点却在于情感与意愿，彼此了解有助于情感的培养与意愿的提升，可是，如何引导人们去增进这些了解呢？或者说，人们去了解的动机何在？另一方面，如何的教育手段方足以引起动机、获得动力呢？

笔者以为，以上两方面问题都可以在墨子的“兼爱”思想中找到答案，因为“兼爱”能让强势者有着同情、怜悯这样的伦理情感去产生与弱势者对话的意愿，进而让彼此之间紧紧结合在一起，产生对话的可能。如今，专业与专业的对话不就需要如此吗？故而，以墨家“兼爱”为核心理念的通识教育正是使得如此对话成为可能，通識教育本身也就营造了如此对话的机会。

4 对我国当代通识教育的启发

墨子针对当时诸侯国之间相互争霸，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的社会现状指出，其原因在于大家彼此不相爱，大家不相爱的症结在于有“别”，墨子认为，唯有去“别”才能真正做到“兼爱”，才能共同获利，营造众人的福祉。言及于此，不难体会，墨家所言“兼爱”，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人我一体，休戚与共”的主动性结合，“兼爱”的行动准则为“视人如己，爱人若己”（去“别”），“兼爱”的目的是为成就大众之共同福祉。唯有兼爱的行动才能唤起人天生禀赋之“爱的能力”，彼此的结合才能创造共同的福祉。

回到今日之社会，专业分科的挂帅、知识体系的细化，使得学生知与行二分。如今的教育着重在知识的发展，“教”（知识的传递者）与“学”（知识的接受者）的对立，“考试”成了知识传递者（教学者）灌输其认可之重点的模式，学习者的学习也就成为流水线上同一模子的产出，学生的个性、多样性被抹杀。知与行的二分、专业知识发展的挂帅，使得学生能将所学知识落于实处的具体实践能力（行动力）大幅降低，造成一般所谓理论与现实脱节！而教学者在某种知识体系内藉由“考试”而强调“重点知识”的传递，所灌输的只不过是教学者的重点，其重点的来由，亦不过是知识体系内之理论上的抽象问题，而非具体现实情境内之疑惑。如此，在一味地满足知识体系之完美化的要求下，一方面不断拉大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一方面使得“学以致用”沦为一句口号！

而战国时代的墨子，组织百姓成墨者团体，平民化地为百工建构了一个可以彼此了解、对话以及学习的场域，而且这个场域就是营造在当下活生生的现实情景中，面对的都是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每位墨者在本身既有的工艺技能上，彼此合作以解决问题。因此，在墨者团体中的学习是彼此相互的、更是自主的，因此每一位墨者都是学习者，如此才能培养可以独当一面之经验丰富的成员，做到真正的学以致用。而达成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基于“兼爱”的核心理念来维系的。

我国当前的通识教育最为缺乏的就是某种核心理念的注入，我们放眼世界在寻找这一核心理念，殊不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墨子的“兼爱”思想是那么适宜的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因为，唯有兼爱才能打破专业壁垒，使各专业的沟通对话成为可能，也才使得自主学习成为可能，让学生能够做到真正的自主学习，知行合一。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2015SJB226），南京工程学院校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YKJ20143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清）毕沅校注.墨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 龙其林，诸子生命形态和文化现场的还原——杨义先生先秦诸子还原系列著作读后[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