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俊生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集镇是比集市和庙会更高一级的商品交易场所，是近代以来城乡商品交流的一个必要的固定聚落，抑或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型居民点。最初往往为依托于物资集散的地点并进行定期的商品交换的集市，继而在这些地方渐次建立起经常性的商业服务设施，后逐渐成长为集镇。在集镇形成后，大都保留着传统的定期集市，集市仍继续成为集镇发展的重要内在和形式。从集镇的功能分类来看，既有纯属商品流通、商品交换的集镇，又有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功能并存的集镇。这与刘石吉所定义的明清以后市镇的概念很相似。刘石吉认为市镇是由定期市逐渐演变形成的商业性聚落，也有因行政及军事机能而形成的市镇，但在市镇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行政和军事市镇也有一种商业化的趋势，到明清时期，传统的市镇均脱离了它的原始含义，而以商业机能为标准。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天津自开埠通商后，充分发挥了其自身的经济功能，无论是内外贸易、近代工商业和近代商品市场的发育，还是其集散能力、腹地的扩大和对周边区域的影响，都是华北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城市通过自身不断拓展的经济功能不仅给周边乡村提供了大量的工商业产品，促进了周边区县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接轨，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各区县市场内部的商品结构和需求关系，而乡村经济的发展也开始以为城市发展和对外市场提供足够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中心，开始积极参与到“神经中枢”的近代化进程中来。之后，随着近代交通运输网络的逐渐完善，城市周边区域内的商品市场网络开始整合。这些因素与农产品的高度商品化以及乡村手工业的“半工业化”，构筑了城乡之间良性的经济互动。而双方的良性经济互动不仅直接带动了近代天津腹地集镇的发展变迁，而且使这一系列贸易集散地和中转站的发展变迁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

一、集镇的发展变迁

在环津圈区域集镇的发展变迁中，由于传统经济转向近代经济并没有被外力彻底阻断，旧有集镇的继续繁荣遂成为主流模式。这些集镇之所以能够持续繁华，主要是因为其占据了足够的区位优势，而正在兴起的近代化的陆路运输网络不仅未对原有的漕运造成竞争性伤害，反而与其共同作用于集镇的发展。

1.旧有集镇的继续繁荣

天津县南部的葛沽镇在明清时期就是一古镇，小有规模。随着近代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商业逐渐兴盛起来，“又由津沽道（旧称海大道）的开辟，向北可通往天津市的中心区，向南可达东、西二沽，更具备了繁荣商业的有利条件，使得津南地区盛产的小站稻、蔬菜得以外运，也使天津市和外省区的布匹、化肥、粮食及洋广杂货等农用物资和日用品能够糜集古镇，转销四乡”。①孙树芳：《葛沽镇旧时商业概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南郊区委员会编：《津南文史资料选辑》（四—六），1992年版，第106页。葛沽镇日趋繁华，闻名津南。

静海镇自1493年被定为静海县县城以来，一直是该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镇西靠南运河，是大运河上的重要水陆码头之一。“自1911年10月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建静海车站，又增添了铁路客运、货运，使静海镇更成为全县农副产品的集散，生活用品供求交换的中心，因而静海镇的工商业也就逐渐兴盛起来。”②刘正中：《静海镇旧时工商业概况》，政协静海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静海文史资料》（第二辑），1992年版，第93页。到1912年，该镇建立起静海县首家商会，陆陆续续有21个行业入会。到20世纪30年代，静海县的集镇已经发展为六处，除了静海镇，最为繁华的当属该县的独流镇。独流镇因位居黑龙港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四河交汇之处，漕运异常发达，清时一度为静海县最繁荣的水上码头，清末至民国时期，工商业最为鼎盛。据统计，“清末独流镇3 000余户，有大小铺店1 000余家……民国初年镇内劳动力的从业比率是：商5、农3、自由职业2；每逢三、八集日，有‘身居五里外，便听吆喝声’之说。”③陈汝武：《简述独流镇旧工商业》，政协静海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静海文史资料》（第三辑），1992年版，第8页。

蓟县县城城关镇作为华北一大集镇，因有蓟运河、北运河与天津水路相连，漕运方便通达，天津的工业品和沿海产品溯河而上，被源源不断地运来，该县的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被络绎不绝地运走，故商业贸易十分兴盛。到20世纪20年代，该镇仅经营钱业就达40多家，到1935年，“蓟县县城的商店、各业作坊共有74家，其中各业商店59家，各业作坊15家。全年交易额约20万元，资本总额约为7至8万元，店员总数396人”。④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该县所集散流通的商品基本上是通过境内的城关镇、上仓、下仓、邦均、侯家营、别山、马伸桥、下营八大集镇进行贸易集散。县内的八大集镇“以邦均镇为最兴盛，马伸桥次之、上仓又次之，全县境内商号共计二百余家”。⑤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三），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672页。此三镇和别山镇并称为该县四大镇，都是蓟运河沿岸的水上码头和物资集散地。下仓镇是县南一个繁华集镇，因靠近蓟运河，有水上码头，“是全县的食盐和津广杂货的转运站。主要商号有天顺兴、天顺成、天顺永、天顺义、天顺号，号称‘五大号’，经营粮食、杂货、首饰等”。⑥马守信：《建国前蓟县商业史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蓟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蓟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8年版，第83页。

2.旧有集镇的逐渐衰落

在环津圈区域集镇的发展变迁中，旧有集镇的逐渐衰落只占衍变中集镇的极小一部分。区位优势的丧失尤其传统便捷的水运交通一旦失去其应有的作用或者是被近代化陆路运输网所取代，集镇的逐渐衰落便成为必然，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天津县北乡的汉沟镇之陆路扼京师大道，是上京、下卫的必经之路，海路又是北运河的水运码头，由于交通和地理的优势，自然形成了规模化集镇，明清时已成为津北重镇，与津西杨柳青镇齐名。清末时期，汉沟镇是津北乡的“经济和交通中心，镇上店铺辐辏，运河上帆樯林立，京师大道上轮蹄若织。清晨袅袅炊烟，傍晚渔火点点，汉沟古镇一片繁华景象”。①北辰区双街镇志编修委员会编：《双街镇志》，2002年版，第1页。镇上有“官盐店，属津京盐务第七口岸；有邮政代办处；有警察所；有学校；有庙宇多处，年年都有庙会。……镇上的集市贸易，在节日里最兴旺，大车进不去，小车出不来，人来人往，挤挤擦擦。粮食市场、骡马市场、年货市场兴旺”。②北辰区双街镇志编修委员会编：《双街镇志》，2002年版，第56页。随着近代化公路的修建和北宁铁路的开通，其赖以繁荣的漕运慢慢停业，到民初时汉沟镇水陆码头的作用顿减，汉沟镇已十分萧条了。

咸水沽镇在历史上是明朝汪应蛟屯田垦稻的“十围”之一，水路交通方便，既与内河连接又与海域相通，是海河东流必经之地的一个水旱码头，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咸水沽的繁荣，很快咸水沽镇就发展成为天津县南部地区各种农产品的集散贸易中心。到清朝末年，咸水沽海运业发达，一些有钱的富户相继养起大海船，长途贩运货物，做起海运生意，开设粮行、货栈，把东北及南方特产运到本地，把本地生产的稻谷、蔬菜运送到全国各地。三里长街上百余家买卖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可惜好景不长，随着近代陆路交通运输网络的延伸以及海河道日渐淤塞，尤其是1913年海河裁弯取直工程直接影响了咸水沽的海运业，使其经济一落千丈。随着海运业的衰落，咸水沽的商业逐渐凋敝，集镇也日益衰落。

3.新的集镇的顺势兴起

在环津圈区域集镇的发展变迁中，新的集镇的出现多是因为围绕屯垦衍生出的密集村落而形成的，也有的是再次得益于地理和交通因素而走向复兴的。

津南新农镇（小站镇）在屯垦之前是一片荒袤之地，因周盛传在此练兵屯田，“沿马厂减河筑城为镇，……城内设东西走向的‘行营买卖’一条街。从此葛沽、咸水沽、唐官屯等地名商大贾纷纷聚来，或创实业，或设分号，小商小贩亦云集于此，均以服务驻军为生意目标。当时冀、鲁、皖等地贫苦农民也纷纷移居小站垦区，认耕领种，人口日渐稠密，新农镇从此渐成小站一带经济贸易中心，小站的商业由此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③王景云：《解放前小站的运输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南郊区委员会编：《津南文史资料选辑》（四—六），1992年版，第87页。

津东乡的大直沽镇在历史上曾是天津的发源地和政治经济中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大直沽遭受空前洗劫，几乎成为废墟，在衰落了一段时期后，受天津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带动，大直沽镇再次崛起，冬菜制作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到1928年，大直沽的酒业生产达到了全盛时期，蔬菜加工业也急需拓展新的制作用地，“此时期，大直沽发展成为一个拥有酿造（烧酒、酱油、醋）、酱园（生产面酱、冬菜、酱制咸菜）、粮食、百货、食品、建材、汽车等众多行业的集镇，成为东乡的市贸中心，酒和冬菜大量出口东南亚各国和地区”。④河东区志编修委员会编著：《河东区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4.专业化集镇的出现

在环津圈区域集镇的发展变迁中，集镇的专业化趋势主要是因为其快速顺利地融入城乡良好互动的经济循环之中，在这一系列进程中，它们既是近代化的积极参与者，又是近代化的主要附带受益者。

宝坻县新集镇位于泃河南岸，泃河、潮白河、鲍邱河三条河流都环镇而过，“是地当三河、香河、宝坻、蓟县往来之枢纽，水路交通发达，号称京东第一大镇，街长三华里，织布业发达”。⑤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作为水运码头，经济繁荣，商贾云集，素有“一京二卫三新集”的美称。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在商品经济日渐发展和社会分工日渐细密的情况下，集镇日渐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新集镇遂发展成为棉纺织品尤其是手织布和机纱的专业化、商品化的主要集散集镇，颇具规模。

类似的专业化集镇还有许多，如名扬武清县的杨村镇因带动附近乡村棉花种植的区域化和专业化而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出名的棉花集散集镇；号称京东第一镇的邦均镇为冀东远近闻名的主要粮食和山货集散集镇；王口镇为粮食和苇席的主要集散集镇；津北乡宜兴埠与“天津城内的东、西、北、丁字沽集并称为天津县的五大粮食集镇”。⑥天津市北辰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北辰区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集镇的专业化是大城市近代化发展带动下的区县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发展的结果，它不仅仅是商品集散中心，还是手工业生产中心。作为生产和交易中心，集镇汇集了相当多的手工业者和来自各地的商人，汇集了各地区相同或类似的产品，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周边区县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与城市之间更为密切的贸易往来。

二、影响集镇发展变迁的关键因素

1.区位优势是影响集镇发展变迁的最有利因素

纵观环津圈区域集镇的发展全貌，可以看出集镇的兴起和繁荣大都借助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或靠海、或沿河、或临近铁路或公路、或近邻大城市，区位优势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以最为出名的武清县棉花集散中心地杨村镇为例，该镇能够持续兴盛就是占据了足够的区位优势，主要涵盖了传统叠加近代两个方面：一是杨村为北宁铁路天津段的主要车站，该站外运杨村镇乃至武清县附近所产棉花、棉籽。史料曾记载杨村镇附近生产的棉花“有白、红色二种，白色者为佳，略带红色者为劣”，①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三），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240页。“天津商人来本镇收买棉花者甚多。”②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三），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页。收集后的棉花经杨村车站运往天津东站，销于津沪二市。据统计，“棉花由本站运出者，1934年约七百吨。”③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六），北宁铁路局，1937年版，第1721页。不止是棉花，棉花的附属物棉籽也有大量输出，成为当地一项大宗的外销商品。二是“杨村镇临北运河，船运者亦属不少”。④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六），北宁铁路局，1937年版，第1719页。该县的杨村、梅厂、大良一带作为主要产棉区，“所产之棉花均运销天津，……河西务、杨村、蔡村等地所产之棉花，多利用回空船只运销天津……梅厂附近亦有棉产，其运销情形与杨村相同”。⑤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三），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页。

在清末时期，宁河县境内就齐集了芦台、宁河、丰台、潘庄、黄庄等重要集镇，这些集镇均有定期的集市贸易，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芦台镇。该镇因靠近蓟运河，在历史上一直是“商业繁盛、货物茂实”，后因“开渠运漕盐，货贸于瀛漠之间，上下资其力，遂致饶瞻于一方”。至民国时期，水运交通仍以蓟运河为主，“自芦台镇至宁河及埋珠庄等处，均有小火轮行驶。水盛时，小火轮可转金钟河直达天津。……各航线均以芦台镇为起点”，⑥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宁河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水上交通的繁华造就了芦台镇的兴盛。而陆路方面则因北宁铁路的修建，陆运通达，其商业更加繁荣，“镇内设粮业、杂货、洋广货、渔业、饮食业商业公会，芦台镇商店中最高资金为十万元，流通商品以粮食、食盐为大宗，余为布匹、医药、酒类、烟草、煤油、豆油、水产品、煤、山货、白灰以及日用杂品等”。⑦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宁河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其中洋广杂货、米、面、糖、纸、山货等均由天津购买办理，并由水路驳船运往各集镇。至民国时期，该镇已形成了盐、粮食、水产、土产、布匹、日杂、烟酒、国药等八大行业为主的贸易销售网络，商业活动范围囊括了环渤海地区、东北三省和胶东半岛。

2.局势的动荡不安乃至战乱是影响集镇发展变迁的最不利因素

在近代华北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局势动荡不安乃至战乱一直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对于集镇发展来说，这种不利的影响则更直接、更明显。因战乱很快走向衰落的集镇在各县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不利因素的影响下，集镇即使大量调整自己的商品贸易种类，即使依附、服务于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需要，它们勉强存活下来的可能性也不大。

邦均镇坐落于蓟县县城西15公里处，在1921年以前，由于商业和贸易较为发达，邦均镇为蓟县的四大集镇之首，集期为每月农历的二、七、四、九日。好景不长，“在1924年以后该地连年战祸，商业与集市贸日渐衰落，土地价格自每亩80至90元，降至30至40元。当地商店倒闭者甚多，到1935年仅有40余家”。①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邦均镇遂不可避免走向了衰落。

3.环津圈区县乡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产品的商品化和乡村手工业的繁荣是影响集镇发展变迁的最直接内在因素

清末至民国时期，在城市近代化和港口贸易带动下，天津腹地经济不断扩展，环津圈区县各集镇无论是商品交易内容还是商品生产能力都处在一个不断向上发展的状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集镇的初始形态集市也在发展变迁，二者的轨迹具有明显的趋同性，但是集市的发展又没有达到一个度，那就是突破定期性的时间限制而提供连续性的交易，从而为集镇的勃兴提供了机会。因而在环津圈周边区县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集市发展的同时，集镇也在勃兴，二者出现了同时繁荣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有的集市则衍变成为集镇。如天津县北乡中部的北仓镇，位于“御道”与漕河之间，于“1903年设集，并设粮石、杂货、牲畜及斗、秤、牙行，逢五、十为集，形成‘小商埠’、大集镇”②天津市北辰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北辰区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20页。，直隶省的遵化、兴隆、宣化，天津县的汉沽、塘沽、小站等地的商贾纷纷至该地贸易，“以粮食居首，……皆系农家大商酒店质铺而已”③《1918年津商会关于城区及市郊各镇社会经济情况的简要报告》，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2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页。。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内在原因就是周边区县社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相对密集的村庄内部商品交流以满足小生产者的日常需求需要集市这种初级市场一直存在，而因城市发展所需的对外商品交流及出口日益拓展的需要则成就了集镇的兴旺。所以说，“直接影响一个地区市场发展的因素，在于这个地区能为市场提供多大规模的商品交易量，而在商品交易量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经济结构。”④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故集镇的勃兴，“归根结底是根植于农村经济实力（主要是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增强，没有农村经济的振兴也就没有乡村市镇的勃兴。市镇勃兴是农村经济兴盛的标志”。⑤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就是：“怎么发展腹地呢？就是要想方设法普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要让他有消费能力，要买东西，买消费品。”⑥费孝通：《从农村发展到区域发展》，《费孝通文集》（第1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所以说，“农村市场联系着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虽然不是生产力所要直接研究的范围，但对生产力的抑制与促进作用不容忽视，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考察生产力的状况，印证我们对特定生产力水平与性质的判断。”⑦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城发展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集镇的繁荣是当时当地区域商品经济发达的一种反映，也是判断当地生产力水平高低的一面镜子。

三、结语

纵观这一时期集镇的发展变迁，可以看出，在各种因素主要是区位优势的得失、局势的稳定与否以及区域内经济商品化程度差异的影响的作用下，天津周边区县的集镇有的走向衰落，有的在原有规模上继续发展，有的在衰落后重新复苏，也有新的集镇在兴起繁荣后发展成专业化集镇。从总体而言，集镇处于一种在变迁中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的集镇发展规模较大，商品贸易种类较多，交易频率较为稳定，集镇内固定店铺较多，服务设施较为齐全，各类人口都占有一定的比例，经济辐射范围较广。如在静海县，“清末，经营行业达30余个，商号数百家，主要集中在独流、王口、唐官屯等镇。独流镇有商号115家，为粮食的主要集散地，……设镇商会，后改为县商会，民国初被定为二等商埠；王口镇（时属大城）有商号34家，为粮食、苇席的主要集散地，税收占大城县总税收的二分之一，静海镇有铺面69家，唐官屯镇有商号21家，民国时期商家增多。1929年全县商号353家。1932年全县商业总资本61 950元（银元），年销售额287 950元（银元），纯益32 180元（银元）”，⑧静海县志编修委员会编著：《静海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俨然成为进行商品流通集散的大集镇。尤其是独流镇，其商业甚至繁荣，“全县总商会设于此。其地当运河、子牙、大清河之会，凡桑园、新集、连镇、胜芳等地，皆以此为交通必经之路，故恒货物山积，船厢云集，俨然一大码头也。其商业殷繁，可想而知，工业亦大可观”。①《静海县工商业之调查》，《益世报》1922年9月25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页。

无论是兴起还是继续发展，集镇这种传统的商业渠道和贸易载体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小觑，它实际上是城市周边区县乡村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较高级存在。农民因为资金短缺，运输手段落后，缺乏相应的市场营销知识等限制性因素，决定了他们同外界的联系尤其是经济联系仍然主要依靠传统商业市场进行，而洋货和国产机制工业品进入农村市场也必须借助于传统集镇这一商品流通中介。所以说在近代乡村，传统的商业网络没有经历太多阵痛就适应了开埠后日益广阔的商品流通需要。其后，随着天津城市的进一步近代化，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尤其是近代交通网络蔓延到周边地区后，乡村集市交易内容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同进出口贸易相联系，传统商业已经同外资商业、买办商业和民族资本商业逐渐紧密联系起来，随着城乡互动性的日趋频繁，周边乡村对城市的依赖也愈来愈强。当然，集镇作为一个个中转站，更多显性的变化主要呈现在交易内容上，而交易形式的变动则是隐形的、缓慢的，其交易的内容既有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也有通过传统的商业组织将农村土特产收集转卖于洋商和华商、为开埠后天津进出口贸易和近代工业不断发展所需集散大宗商品。在这里，近代化的交通网络带走了乡村聚集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也送来了城市里实实在在的工业产品，不仅丰富了周边区县的消费市场，还打开了乡村封闭已久的盖子，为乡村带来了近代都市的繁华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