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莉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地方”研究在西方生态批评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1996年，生态批评家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首先提出“除了种族、阶级和性别，地方是否也应该成为一项新的批评范畴？”[1]鉴于地方是“被赋予意义的空间”，是“可感价值的中心”，“能够被见到、被听到、被闻到、被想象、被爱、被恨、被惧怕、被敬畏”[2]70，劳伦斯·布伊尔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地方的重要性，让“地方”成为“环境人文学者思考的必要概念”[2]62。因此，将“地方”纳入环境文学的批评话语，积极进行地方思考，展开环境的文学想象，必将扩展环境文学批评的空间。

美国印第安文学因其独特的地方文化和生态意识，成为当代环境文学批评的重点。琳达·霍根（Linda Hogan），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后期兴起的重要作家，致力于研究和撰写美国本土裔契卡索部落的历史、神话、文化和现实困境。其作品体现出美国印第安人独特的生态思想和环境意识。《太阳风暴》是她的第二部小说，曾于1995年荣获科罗拉多图书奖。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人与自然、印第安文化、种族、阶级、性别等范畴对小说进行解读，而围绕地方理论展开的生态批评研究却很少。琳达·霍根在《太阳风暴》中，揭示了当代印第安人面临的环境危机和生存困境，引起人们对地方和环境的深刻反思。本文将从小说中的地方感入手，考察琳达·霍根对印第安地方的自觉意识，理解人与地方，以及整体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地方感在消解地方及全人类环境危机中的积极作用和实践意义。

一、地方感的缺失

地方感的核心内涵在于探讨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生态批评家内尔·爱文登（Neil Evernden） 认为：“地方感（sense of place） 是对一个特定地方的一种认知以及成为一个特定地方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家的感觉。”[3]而段义孚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以及威廉姆斯和罗根布克（Williams&Roggenbuck）的“地方依赖（place attachment）”，则体现了个人对某个地理场所的情感联系。

（一）地方感缺失与环境危机

环境生态批评家布依尔深刻地指出：“没有对一个地方的综合了解，没有对一个地方的忠诚，那个地方独特的自然生态、自然景观就会被粗暴地改变，最终会导致毁灭。”[2]78可见，环境破坏的根源在于地方感的缺失。《太阳风暴》中，随着美国白人和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印第安人世代栖居、生息的地方满目疮痍。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贪婪地剥削和掠夺：“没有谁能阻止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拿走我们想要的东西。”[4]225土地和自然万物，对于欧美殖民者来说只是可以随意处置和挥霍的商品。欧美殖民者受到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支配，无法了解印第安土地的意义，以及人与地方中存在的自然万物之间彼此平等、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关系，这是他们对印第安肆意攫取和破坏的思想和意识根源。为了获得电力能源，他们无视自然规律，划分土地，拦截水流，修建水坝；为了获得动物的肉和皮毛，他们不惜污染环境，使用氰化物大量毒杀北美印第安的鹿、河狸、狐狸和灰熊等动物；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即时的经济利益，他们在冬季，将破冰船、切割机、捕鱼船等现代化器械一股脑儿地驶向原本结冰封渔的水域；更有甚者，“为了给欧洲定居者们和他们带来的猪和牛腾出更多的空间，这个地方仅存的一些离群的狼和狐狸都被毒死”[4]24。在欧美殖民者的粗暴剥削和掠夺下，印第安的大地已变成“一片荒凉的和伤痕累累的土地”[4]325。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交互的，人适应自然环境条件；反过来，对于人对周边环境的改变，自然环境以生态系统的改变作为回应[5]。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的改变，给生活在其中的印第安部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印第安传统文化中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紧密相连、互相依存的关系遭遇到巨大的冲击。“本来充满灵性生命的地方，已虚化成空洞无意义的空间。”[6]透过小说中出现的印第安地名，欧美殖民者对于印第安部落和地方的入侵和掠夺行径可见一斑。“亚当的肋骨”（Adam’s Rib）小镇，由于动物的大规模毒杀，印第安人无法再以传统的狩猎来维持生活，男人们陆续离开，小镇只留下女人和孩子。霍根以圣经中的“亚当的肋骨”为名，隐喻印第安传统文化中男性和女性和谐、平等的关系业已破坏，印第安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并遭遇遗弃。小说中另一条“毒药路”（Poison Road），因路上弥漫着用来毒死动物的氰化物的味道而得名。“毒药路”的地名，隐喻这个地方遭遇到的生灵涂炭，是对欧美殖民者对待自然的卑劣行径的抗议和控诉。

（二）地方感的缺失与精神困境

霍根以“家的感觉”作为小说《太阳风暴》的核心线索，串联起印第安少女安吉拉归家溯源的历程，探讨人与地方的关系。安吉拉从五岁开始辗转流离，被送往不同的白人家庭中寄养，“从来没有哪里住的长到可以成为家”[4]26。无家的感觉便是地方感的缺失。而地方感的缺失必将带给人以情感上的麻木和精神上的迷茫。布伊尔认为，场所依赖最传统和通行的仍是以人一生依赖的家或临近家的地区为中心，向外逐渐递减的强烈的情感认同，同时对未知的越来越强的焦虑和恐惧[2]72。无家的安吉拉麻木、孤独、失眠、压抑和痛苦。为了摆脱这样的心理困境，她多次逃离却又无助地被送回白人的地方。在白人的家里，她的身体里不曾丢失也始终无法被带走的只是两个空间：“最黑暗的恐惧的空间”和“火红的愤怒的空间”[4]27。恐惧和愤怒，这两个情感空间表明了安吉拉在地方感长期缺失状态下的精神危机和心理困境。激烈的负面心理也暗示着安吉拉对于自我和地方联系的渴望。逃离是内心对家的渴望，和一种对于故土的地方感的强烈诉求。由于地方感的缺失，身体对于安吉拉来说，只是没有感知和意识的躯壳。她“从来不哭，敢在自己的胳膊和手上涂画纹身”[4]26。此时，霍根笔下一个十几岁女孩面对身体伤害的不哭比眼泪更有震撼力，深刻揭露了人们失去地方归属感的痛苦。

然而，身心伤害只是地方感缺失的表象，地方感的迷失（loss of place）的深层体现是自我的迷失（loss of self）。由于灾难性事件，比如战争、殖民化、饥饿、自然灾害和穷困，个体或社区与原来的家脱离（dislodge），这类事件的发生，破坏了人们心理上地方和认同之间的关系[7]。由此可见，人在失去与地方的依附关系和情感联系时，就会对自己的个体价值和存在意义产生困惑。作为具体存在的社会性的人，家是我们赖以养育和支撑并感到亲切的地方。白人寄养家庭对于安吉拉来说，无法产生亲切感，只是无意义的空间的存在，在时间上也是短暂得无法留下记忆和产生情感上的联系。可见，印第安人的地方感在白人的地方是无从谈起的，唯有印第安的故土对于他们来说是情感的依附和有意义的空间存在。安吉拉与故土的被迫疏离，切断了她本应有的与印第安地方之间的联系，也割裂了她与印第安族群的纽带关系，使她无法对自我存在的意义和身份实现认同。

由此可见，只有实现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地方的了解，才能从根本意识上阻止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建立人与地方的密切联系，使人产生对于地方的归属感、依恋感和忠诚感，也是解决当代印第安人精神困境和危机的途径和方法。

二、地方感的建构

地方理论的核心内涵在于探讨人与地方的动态关系。布伊尔称地方是一种“身体、心理、意识、历史以及环境的建构”[2]73，人们关于地方感的构建“就是一系列对于地方的经验的重写本”[8]11。人类学家塞萨·洛则进一步将布伊尔关于地方感的构建具化，指出人们对于地方的意识“不仅是一种情感和认知的经历，还包括把人们与土地连接起来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实践”[9]。《太阳风暴》中，霍根通过身体、自然和地方三个核心内涵来展现传统印第安文化观中人与地方的联系。主人公安吉拉地方感的建构主要表现在个人情感和社会文化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也恰恰契合了人文地理学中关于地方感构建的两个主要维度：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

（一）身体感悟与地方依恋

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存在体。艾雷默（Alaimo）称身体为“承载历史、社会地位、地区与风险不均衡分配的载体”[10]。地方是身体经历和体验的空间存在。霍根以物质存在的身体为桥梁搭建起人与地方的联系。小说中安吉拉脸上的伤疤记载着她被迫失去家的缘由，是她找寻自我身份，重建个人和地方联系的线索。

这些伤疤，我一直相信是可以痊愈的，也许甚至是完全地消失，只要我能记起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我想这些印记和我母亲有关，听说她现在还在北方。我从不知道我的伤疤是怎么来的，但我知道它们就是许多年前我被从母亲身边带走的原因。[4]25

安吉拉相信沿着伤疤的印记，她就可以找到自己内心深处久已迷失的家的感觉，有母亲，有故土。只要找到伤疤印记的“地方”，恢复身体和地方的联系，伤疤就能痊愈乃至消失，精神困境就能摆脱。霍根在此处借安吉拉内心的希冀和渴望，暗示唯有恢复和建立人与地方的密切联系，当代印第安人才能摆脱失去家园的精神困境和危机。

刚刚踏上印第安荒野水域的安吉拉，由于缺失地方感而孤独、冷漠，在情感上对自然疏远和排斥。当一条藤蔓像墨绿色的手似的从窗户外伸进来时，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放回窗外，关上没有窗帘的窗户”[4]70。在安吉拉的眼里，自然荒野是陌生的，人与自然之间是彼此孤立、隔离的个体存在。与安吉拉完全相反，象征着自然的藤蔓却表现着其不受局限的自由与舒展状态，是与周围万物和谐、统一的个体存在。霍根诗意地将藤蔓拟人化，“墨绿色的手”暗示自然将安抚和治愈安吉拉受伤的身体和心灵。窗户相对于墙壁是一个可以打开的通道，则寓意在古老的印第安文化中，人类与地方上自然万物相连相通的关系。

地方依恋是地方感的重要维度之一，指人与特定地方之间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以表达人们倾向于留在这个地方，并感到舒适和安全的心理状态[11]。人首先通过身体在地方中的体验、感悟，和自然万物产生通感，产生对于地方的情感依恋，继而建立和恢复人与地方的联系，即平等、统一、和谐关系。置身于自然的水域，在布什的感染和引领下，安吉拉学会游泳、划独木舟和捕鱼。在身体与自然万物密切接触中，她意识到“我生活在水中，我们之间无法分割”[4]79，即人是地方共同体的一个组成成分。安吉拉甚至获得了看见水下物体的特意感知能力，隐喻人与地方之间的隔离和界限被打破，人与地方是统一的整体。

地方对于人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和身份的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的命运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斩断的，它们辩证地建构一个共同的身份，如果人类不能缔结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人的存在也将失去意义[12]。安吉拉通过身体体验自然、感悟地方。“我一生都在寻找这曾经属于我身外的古老世界，只有我的身体还记着这古老的世界”，古老世界即安吉拉在身体上归属的印第安故土。“在那一瞬间，我理解了我和鸟、雨一样是它的一部分。”[4]79她意识到人与地方间的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同是地方生命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人因为与地方万物的相依共生而产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进而形成对于地方的依恋。

此外，霍根通过梦的意象对比，挖掘和表现印第安部落文化中特有的人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在白人寄养家庭中的安吉拉身体自残、精神健忘、无梦失眠；而在印第安荒野水域的安吉拉，身心得到自由和舒展，恢复了记忆和做梦的能力，成为具有特殊能力的“植物梦者”（dream planter），即在梦中感知土地上的植物药草，并在醒来后依然记忆，根据梦中的植物指引，找到归乡的路和方向。安吉拉在白人家庭中的无梦状态和在印第安故乡的“植物梦者”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白人文化中，人与地方是割裂的、孤立的存在；而在印第安文化中，梦使人类具有与自然交谈的能力，梦进入人体，成为地方与人相互联系的纽带[8]52。梦是人与自然沟通的语言和途径，人通过梦读懂地方，了解地方中的万物。从无梦到有梦，暗示安吉拉逐步恢复和重建了与印第安地方的联系，在情感层面实现对于地方感的构建。

（二）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

布雷克威尔（Breakwell）认为地方是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共同的产物[13]。萨克（Sack） 则指出地方具有明显的文化因素，是社会模式在空间范围内运作的具体化概念[14]。这些定义无不强调了地方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地方认同是个人或群体与地方互动从而实现社会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个人与群体将自身定义为某个特定地方的一份子，从而通过地方来构建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与角色[15]。可见，地方认同作为地方感的一个重要维度，突出在文化观照下，基于地方的人与社会关系及其身份认同。

布伊尔指出通过记忆和想象等方法，重新构建对于家的地方感，重塑自我身份，进而达到重建民族文化身份的目标。对印第安人民而言，故事以地方为基础，承载着关于地方的历史记忆，延续着对地方感的坚持和守护。此外，在印第安部落中一家人围坐听族人和长者讲述故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拉近了家人以及族群个体之间的距离。讲故事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一种具有加强族群和地方凝聚力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和传统。如果说自然给予安吉拉的治愈是无声的身体体验和感悟，那么家族长者们印第安故事的讲述则是有声的心灵安抚、文化浸润和精神聚合。安吉拉从五岁就离开印第安故土，曾经模糊和丢失的地方记忆和想象，逐渐在家族长者的故事讲述中被唤醒。布伊尔指出，记忆中的地方依赖于诸多的体验，如我们每一代人与自然环境的亲密关系等[2]76。故事中祖辈与地方的体验构成了安吉拉关于地方的诸多记忆。母亲汉娜、外祖母洛瑞塔、曾祖母安艾格尼丝不再是陌生的存在，安吉拉慢慢了解到她们与地方的经历，感受到她们和自己一样深沉的痛苦。

我现在认为她（朵拉）是根，我们像是一棵树家庭，杨树或者桦树，在地下相互连接，老树滋养着幼枝。让其发芽、成长。我注视着、倾听着，正是在这古老世界里我开始绽放。她们的故事召唤我回家。[4]48

在记忆中，安吉拉开始融入印第安的家人、族群和历史，逐渐找回自己曾经缺失的地方感。她认识到自己不再是孤立的无根的个体存在，她的个体生命“开始同土地的历史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4]80，她的存在因为和土地、自然万物及族群的联系而有了意义。

此外，在探讨人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霍根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同情、庇护濒危的人与自然亦能促使个体治愈创伤、认同族群文化[16]。《太阳风暴》中，霍根尤其通过汉娜之死这一场景深刻展现了地方对于人的身份认同的意义。安吉拉的身份认同历程是艰辛和曲折的地方互动和体验。安吉拉原本以为母亲汉娜是她解答自己个人身份和存在的答案和希望。然而在双城与母亲的初会却是失望和凄惨的经历，安吉拉发现母亲由于遭遇到巨大的身心伤害，“早已封闭”[4]230了与自己之间的沟通之路，因此她一直无法理解母亲对自己的伤害和遗弃直到母亲的死亡。汉娜的死亡激发起安吉拉的同情心，使她反思印第安族群的生存现状和个体命运。印第安人世代生存的土地上，欧美殖民者砍伐森林、毒杀动物，地方的生态环境被破坏。汉娜的男人原本以狩猎为生，因无猎物可捕，生存受到威胁。他无处排解心中的苦闷与怨仇，把汉娜当成替罪羊，在酒后将她杀死。受尽身心伤害的汉娜，成为欧美殖民者对印第安土地掠夺、蹂躏的可怜无辜的牺牲品。“死亡最终让我了解母亲与她的身体，那是悲伤与牺牲的屋，我不再是个小女孩，我成为一个女人，完整而富有活力。”[4]251死亡让安吉拉深切感受到母亲的痛苦，同情、理解并认同了母亲。“成为一个女人”，隐喻安吉拉个人身份的构建；而对于母亲的理解和认同，正是对于遭遇环境非正义的印第安女性的理解和认同，是安吉拉族群身份认同感获得的转折点。在身份认同的实现中，安吉拉意识到自我、母亲、族群和地方彼此相依相连，并从中获得个人成长与完善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她对于地方经历的深刻反思和感悟的必然结果。

三、地方感的建立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旨在“消除与人类健康和社会资源生产利用有关的特权和剥削”，同时“平等分配社会资源、创立公正法则，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并满足人们身心健康的基本需求”[17]。地方感的建立有助于人们认识地方和他们周围的环境，并保持对环境的激情、责任感和正义感。我们需要对大地万物有更强烈的情感，这是支撑现代环境生态运动的理念、热情和规划的基本认识之一[18]。

人与地方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人在与地方互动过程中，经过情感、感知与认知等多种复杂的过程，个人与群体将自身定义为某地域环境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语境下，地方不再仅仅是人们活动的环境背景，而成为自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9]。可见，人与地方两者互为组成成分，是统一辩证的整体。《太阳风暴》中，随着地方感的建立，安吉拉逐渐意识到个体自我、印第安群族与地方的命运相依相连。“我们拥有相同的历程，生命被摧残，动物被虐杀，树林被毁坏，我们的命运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4]96她认识到自己与土地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自我和自然万物一样同是地方共同体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

植根地方的人比植根观念的人更有可能去了解和关爱地方[20]。小说的结尾，安吉拉亲眼目睹了水坝建设工程的挖掘机摧毁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和家园，愤怒的安吉拉愈加意识到作为个体的自我对于地方来说，是有意义和有责任的存在。正是这种强烈的根植于地方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给予她关爱环境、维护环境正义的希望和力量。于是“那天晚些的时候，我跨过破败的栅栏，走进电台……我依旧相信正义”[4]292。地方感激发了安吉拉的环境正义感，“我想去为这片水域、为族人、为动物去抵抗”[4]275。

只有伸张环境正义，解放水权，才能保护家园，化解生态危机，进而解救环境危机和殖民危机中的印第安族群。而环境正义意识和行为又将增强和加固个人地方感的构建，促进其对于地方归属感的形成。为了消解地方的环境危机，安吉拉积极参与，她走进电台发声呐喊，加入族人静坐抗议活动，并潜入警察储存食物的仓库偷走敌方储备。在与印第安族人联合抵抗、伸张环境正义的过程中，安吉拉被族人亲切地称为“曼尼可（Manika）”，即“真正的人（human being）”[4]295。这个印第安的名字象征着安吉拉的新的身份和归属，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

四、结语

面对当代美国印第安人面临的严重环境危机和生存困境，琳达·霍根深刻思考，积极探究其根源和解决的途径和方法。《太阳风暴》传达出她对印第安地方的自觉意识，再现了人与地方，以及整体自然环境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生态整体观。小说中强烈的地方意识和独特的印第安文化观，将促进人们对于印第安地方的认知、理解和体验，并激发他们对于印第安地方和环境关爱的热情和责任。此外，从印第安地方到全球地方，《太阳风暴》通过印第安人地方感的建构和环境正义的伸张，唤醒读者重新审视和深刻反思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以及人类与地方的关系，给人们以环境的想象和生态的启示，展现出积极、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