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轶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明代吴中文化繁盛，文采风流，才子辈出。然明代吴中文化氛围、文人境遇与心态有明显分期。明代前期，由于政治迫害与科举压制，吴中学子极难考中进士，①据统计，整个明代276 年间，苏州府进士共有1055 人，而明代前期百年间录取人数仅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强。参郑彩娟、傅蓉蓉《明清苏州府进士数量及分布特征探析》，《文史月刊》，2012年第8期，第241页。对政治的恐惧与仕途的无望，使得元代以来的隐逸之风延续。天顺以后，国家承平既久，政网松驰，吴中徐有贞、吴宽、毛澄、王鏊等相继身居高位，吴中地区科举之风日炽，隐逸名士的子侄辈纷纷科考入仕，“人材辈出，岁夺魁首”[1]。自成化至嘉靖初年，即本文所讨论的明代中期，正处于吴中地域文化由隐逸向入仕的转型过渡期，也是吴中文风最盛的时期。也正在这一时期，社会价值与个体生命、在朝之功名利禄与在野之诗意生活之间，构成了充满矛盾、困境的舞台，使得身处其中的文人在仕与隐、进与退之间反复踟蹰、徘徊。

仕与隐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常态问题。然而在明代中期吴中文人这里，基于特定时空界限的政治环境、地域文化传统及士人群体特征，这一问题表现出复杂、微妙的情态，具有特殊性。对这一复杂而重要的现象及其成因做细致深入论述，无论对于挖掘吴中文人群体的心灵史，还是对我们藉此知人论世地理解和把握其诗文及艺术创作的心理与情感动因，都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