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利华

（攀枝花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四川 攀枝花617000）

吐鲁番地区自古是民族汇聚融合之地，位处丝路要冲，各民族往来不绝。晋唐时期曾存在过车师、匈奴、柔然、敕勒、吐谷浑、突厥等漠北和西北游牧民族，龟兹、焉耆、鄯善等西域诸族，粟特、波斯、天竺等异域外族，以及主体民族汉族，民族构成非常复杂。大量域外民族入籍此地，编户为民，与汉族百姓杂居相处。交流交往中他们的语言、思想、饮食生活、风俗习惯等必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涵化。有民族交往就有词语借用发生，借词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民族交往的见证。

而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交往研究，多从政治、人口、民族通婚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语言接触角度来考证的几乎尚属空白，我们则选取这一独特视角开展实证性研究。对吐鲁番出土文书①本文所言吐鲁番出土文书，主要指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1992—1996），所收文书年代最早为前凉升平十一年（367），最晚为唐大历十四年（779），所以我们的研究限定在4—8世纪这一历史时段，文字上表述成晋唐时期。中汉语的借词，一方面从语言角度分析其怎样一步步进入汉语进而汉语化的，另一方面从民族交往视角透析一个个借词所蕴含的广阔历史时空及民族交往的历史波澜，最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分析该地区民族交流交往的特点与动因。这对当今新疆地区各民族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