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字幕翻译的多维适应与选择
2021-11-29闻惠敏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2期
闻惠敏,万 涛
( 南昌航空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昌 330063)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近年来,国际文化交流与融合日益加深。作为传播文化的一种有效途径,影视作品在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进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纪录片更是成为了促进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全新视角走进古老故宫,摒弃宏大叙事,平实地记录了文物修复师的日常,近距离展现国家级文化遗产的技艺与传承人的修复工作和喜怒哀乐。该片不仅向观众展示了故宫收藏的稀世 “珍宝”,而且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文物修复的发展历史,揭秘“大国工匠”高超的文物“复活”技术,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进程中,翻译的桥梁作用不容小觑。翻译理论林林总总,其中,中国本土创立的生态翻译学理论受到广泛关注。2001年,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开始尝试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应用于翻译研究并阐述其可行性,进而提出了建立“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构想。三年后,胡教授在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系统概述了这一新理论的产生背景、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2006年,胡教授在以“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构建”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上宣读了《生态翻译学诠释》一文,首次在国际学术场合正式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理论学说[1]。
生态翻译学“借助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翻译生态、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翻译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进行综观和描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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