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健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历史转变得以实现，原因在于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思想，同时批判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所涵盖的劳动原则，并以此来击中黑格尔思辨的对象化概念。马克思诉诸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异化理论找到现实地基，从而准确把握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使得人本主义立场下的主体异化批判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劳动异化批判。

一、人本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主体异化批判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入手,展开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详尽剖析，马克思起初借助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对主体及其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而后在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中使得异化思想的逻辑出现转变，马克思对异化的把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因此，对异化思想发展历程的具体阐释，以及对这个思想在人本主义立场那里出现的背景作简单的剖析将是很有必要的过程。

“异化”这个词语的溯源，我们首先可以在 《圣经》中找到答案。使徒保罗在对异教徒进行解说时借助了异化这个词的动词含义，保罗认为异教徒的无知使得他们自身从上帝那里异化出去。而在近代，卢梭在谈论社会契约精神时，也多次使用了 “异化”一词。卢梭认为契约的建立和实施需要人们放弃、异化他自身的某些自由权力。之所以谈到卢梭，是因为他对莫泽斯•赫斯的影响。赫斯曾阅读过卢梭的大量著作，并对后者的“人生而平等”思想颇为重视。与此同时，赫斯在其《货币的本质》 《行动的哲学》一系列著作中，对实践的类本质的强调，以及把人的社会性放在首位，明确个体与类的关系，使得赫斯的行动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比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力量更为深厚。值得关注的是，赫斯抛弃了黑格尔仍将存在当作观念的定义，站在费希特的立场把存在理解为建构社会的行动，社会行动是异化的自我扬弃。赫斯写道：“虽然目前现代社会的痛苦仍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并且从以往时代继承下来的现在的客观世界，事实上仍与我们的近代的感情和理念的主观世界相矛盾。”[1]可以看出，赫斯对于异化问题的解释是为了解决关于社会的理论和社会现实本身之间的对立。

回到德国古典哲学，不难发现，“异化”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很高。首先，根据费希特的理解， “某种东西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不是由于它自身，而是由于一种异己的力量……说我的感觉有一个根据，即意味着这感觉是由一种异己力量在我之内引起的”[2]。在费希特看来，异化是基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主体的异化带来了客体；或者说异化了的理性构成客体的内涵。不同于费希特的解读，谢林使用异化则是基于物化概念的层面。 “物化”在谢林那里，首先被理解为指使某东西变成事物的那种行为，物化了的东西就是变成了事物的东西，只有根本没有成为事物的东西，根本不能成为事物的东西，才是没有物化的。而到了黑格尔那里，对象化早已经成为一种高度的哲学概括。黑格尔在讨论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区别时，虽然没有回避异化问题的社会性，但其仍把自然和社会都视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诚如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一开始讨论感性确定性和知觉时，便彰显出异化的倾向。而在之后的章节，黑格尔多次就对象和主体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剖析，并借绝对精神是人的显现取代人类个体的现实性，这一点明显不同于后来的费尔巴哈。在费尔巴哈的理解之中：“宗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的更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3](39)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是用类的存在取代上帝的存在，进而使人从宗教异化中解放出来。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把宾词放在主词应在的位置，让人的创造性凌驾于人本身。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如果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至高本质，那么，在实践维度上，最高的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人对人的爱[3](315)。由此看出，费尔巴哈是依靠类的概念来为异化理论进行剖析，进而从宗教的异化过渡到对象的对象化，因为宗教颠倒了主词和宾词的关系，使人的属性以上帝的形式凌驾于真实而又具体的属性之上。值得注意的是，撇开费尔巴哈枯燥而又乏味的文风，在面对人的类本质力量上，费尔巴哈的立场更为明显地引起了马克思的兴趣。

众所周知，马克思早期站在鲍威尔自我意识的立场来解读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但同时也承袭了费希特的自我意识观点，这便体现出马克思对待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有所保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使用了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看来，“既然原子的运动构成一条直线，原子就纯碎是由空间来规定，他就会被赋予一个相对的定在，而它的存在就是纯碎物质性的存在”[4](8)。而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基于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逐步展开了对私有财产的分析。随后马克思便认为：“人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就是自我意识，人的本质全部异化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4](96)根据马克思的理解，自我意识的异化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被看作是现实的异化这一症候，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

随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四重现实规定彰显了“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一视域。劳动从自由自觉的活动降格为与其相对立的非自主自觉的活动。马克思立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以求解决黑格尔异化思想中的抽象问题。这种解决得以可能，是因为马克思基于劳动的发生来理解人自身的本质对象化这一进程。不同于黑格尔，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最关键的推动力并不是来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异化的否定和自我异化混为一谈，恰恰相反，异化思想的双重化在否定中被黑格尔刻意回避了。马克思受启蒙文化的影响、加之对犹太民族的重商精神所表现出来的罔顾，使得世界公民文化的因子在其身上彰显。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运用所展现出的卓越联想力、洞察力和理解力，使其在对异化劳动的把握上体现出惊人的大家风范。

与此同时，马克思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全面批判，使他有可能借助唯物主义视野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另一基本概念：扬弃。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作是以前各种辩证法的一个完全的和最后的克服[5](125）。“扬弃”这个词，在黑格尔那里，首先表明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蕴含着双方对立的否定。黑格尔在对埃及宗教的阐述中，清楚地阐释了这种关系。即:在对形式本身的本体化过程中，扬弃概念的流动性维度，进而使得自我联系和否定性合为一体，这也就证明了，黑格尔的扬弃是其本体论范畴的概念，因而“扬弃”思想被理解为只有当否定陈述意义的环节被包含在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时，才可以被理解。所以在《法哲学原理》的导论中，黑格尔才认为：作为能思维的事物的理智而言，对象和内容自始至终是普遍物，然而理智本身的行为是普遍的活动[6](27)。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整个法哲学不过是对其逻辑学的补充，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阐述的异化理论直接与黑格尔的异化思想进行正面交锋。

需要注意的是，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维度解读劳动，马克思对黑格尔整个哲学的批判说明了这一点。但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的马克思，此时并不足以真正地批判黑格尔异化思想的哲学高度。因为马克思仍未站在个人劳动的层面来思考实践，而且此时的马克思也未真正深入到历史现实性一度，即没有站在社会现实的高度来守护异化理论的哲学性质。这一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的“唯一者”的批判中彰显出来，马克思从施蒂纳的创造性的“无”中批判继承了“现实的人”的真实内涵，马克思批判后者并没有深入到物质生产的现实关系中，而只是发现了单纯的意识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施蒂纳囿于利己主义的狭隘立场，彰显着颓废的资产阶级的现实诉求。虽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二人对施蒂纳的批判占据着绝大部分内容，但异化的出现已经不再像手稿中如此频繁，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来剖析施蒂纳的唯意志主义立场，前者更多讨论的是分工和私有制的关系，是对生产力和社会交往关系的探求。不难看出，马克思此时的思想逻辑已经超越施蒂纳很远了，因为后者的“唯一者”，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个人实现其私人价值的一个工具而已，是对纯粹的自我意识哲学的拥抱。众所周知，自我意识哲学的立场，马克思早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有所保留。而在这里，虽然马克思认可施蒂纳对创造性的“自我”的理解，因为后者与费尔巴哈所推崇的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马克思不同意施蒂纳把历史的原动力诉诸于个体自我的激进斗争。

进一步来看，马克思承认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来处理劳动与人的本质的关系，把劳动看作人在异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异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异化在马克思那所涵盖的的经济学意义并未减陨其思想的哲学意蕴。马克思批判吸收了 “扬弃”这一概念的真实哲学内涵，进而借助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为劳动找到异化的根源所在。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解读与黑格尔的自为自在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所坚持的是一个有机总体的普遍的质。马克思借用了这一概念，运用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并把“本质”这个概念作为解释的方法论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去，进而使得对异化劳动的把握深入到历史性现实中，因此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进行了历史性变革。不难发现，其实马克思在1844年撰写的著作中就已经冲击了黑格尔的观点，并且拟定了一条辩证法的和矛盾问题的辩证观点的全新的发展道路。

二、政治经济学维度中的异化劳动批判

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事实”出发，对异化劳动的解读，深入到劳动产品的异化，进而演变成劳动本身的异化，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私有财产的产生。马克思正是在对唯心主义异化劳动观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开辟出了唯物主义视阈下的异化思想。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视野展开对劳动的剖析，最终使得劳动在历史性现实层面找到归宿。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异化理论能够被打开，首先归因于费尔巴哈对象性理论所蕴含的主宾颠倒法为马克思提供了思想武器。费尔巴哈明确阐述了对象性的两个基本原则。即：主体离开对象便是无；与主体相关的那个对象，是主体客观且固有的本质。随后在“人的本质”部分指出：“人之所以生存，就是为了认识、为了爱、为了愿望。这就是最高的力，就是完善性。”[3](28)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范式，分析了黑格尔的对象性思想所蕴含的主体理性的非批判性。费尔巴哈站在存在先于意识的优先性立场对黑格尔的批判，是马克思所接受的，但对这种立场并不是毫无保留。马克思在接受的同时指出了费尔巴哈的片面性。马克思对异化的把握，起初是基于一种生存本体论视角，提出人类最初服从于这种生存本体论结构，借助对他性的克服来成就自我。但是马克思逐渐意识到仅仅站在唯物主义的视域并不足以完整把握异化的全部内核，必须进入到国民经济学的各个部门来把握异化。

紧接着，马克思对异化的解读便不在追随费尔巴哈的视野，后者仅仅把异化看作纯粹的哲学问题来解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费尔巴哈对现实只是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实践来理解，这是其一；与此同时，在对待唯物主义的态度上，费尔巴哈没有站在辩证法的视野中，或者说费尔巴哈在对黑格尔唯心立场批判的同时把后者辩证法思想中合理的部分也摒弃了。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费尔巴哈的批判确实闪烁着进步性。遗憾的是，费尔巴哈从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那些最本质、最重要的规定旁边走过而完全没加理睬。这主要体现在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态度上，费尔巴哈高傲地采取了僵硬的非此即彼的排斥。虽然费尔巴哈的确也曾深入到物质生活中去了，颇为遗憾的是此般物质生活在他那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感性直观层面，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地深入到物质生活本身即“历史性一度”。根据马克思的解释，费尔巴哈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弱点，恰恰说明了他只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当作纯粹思辨的理论来解读，并未立足社会生活本身来考究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基于此，马克思对主体异化的批判体现在：如果只是像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那样诉诸于改变主体的直观意识，而没有用真正的对象性的方式改变对象性现实，那么这样的一种对象性现实仍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

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我们会发现，对象性的方式的彰显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首先找到立足之地。因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体现出来的是经济和社会双重范畴。值得强调的是，黑格尔早期的思想，所涉及的劳动仍是哲学概念的阵营。马克思则是通过资本批判来击中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这也是马克思所谓的在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基本内核。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仅给予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那么很有可能使得劳动在马克思那里同样坠落到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传统中去。显然马克思并不是一些西方学者所言称的观念论者，恰恰相反，马克思本身的哲学不是主动在向体系发展着，甚至可以说是反体系。因为劳动范畴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一个概念，本身乃是向规律、公式发展着的、变化着的；但是值得捍卫的一点是：劳动在马克思的实践中自始至终不是一成不变的；劳动不仅享有范畴的地位，更多的是一种现实历史发展着的活动。所以，根据马克思的理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根本问题出现在后者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黑格尔基于一种精神层面的考究来审视市民社会中彼此敌对的主体。

这一点在《精神现象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黑格尔在论述天启宗教章节中认为精神就是在自己的外在化中对自身的认识[7](235)，而后又指出： “意识的那种对象就是自我，但自我不是异己的东西，而是和自身不可分离的统一，是直接的普遍体。”[7](236)不难看出，黑格尔极力缓和精神的自我及其对立面的斗争环节，其意图被投射到对劳动分工问题的讨论上。根据黑格尔的理解，分工首先来源于劳动过程的抽象化，随后，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进而激发了生产的细致化，最终产生了分工。而且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再次明确指出：“个人只有成为定在，成为特定的特殊性，从而把自己完全限制于需要的某一特殊领域，才能达到它的现实性。”[6](245-246)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以劳动作为出发点。同时在《法哲学原理》192节中，黑格尔着重指出我必须配合着别人而劳动的这一普遍性方式。之所以说劳动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因为黑格尔首先肯定了劳动的地位，而且劳动产生效力在黑格尔看来，只能在社会关联中得到体现，并且只有在这样的体现中才能产生结果。黑格尔认为劳动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产条件，而这种生产条件的满足则需要被安放在“社会关系”中。换句话说，我们在对劳动的把握中，必须抓住劳动本身所涵盖的社会性，而且只有在这种社会性得到守护之后，我们才有能力去认识劳动本身。这一点黑格尔在解读“法与不法”章节中条分缕析却又委婉曲折地指出过，黑格尔认为人类只有借助自身的劳动去创造交换手段，与此同时在对伦理道德的实现这一阶段进行解读时，黑格尔把劳动在家庭阶段的出现理解为是一种理所当然，正是基于此般境况，黑格尔最终使得劳动在伦理阶段的完成，被成功安放到国家层面的概念体系中去。

具体来看，黑格尔之所以多次使用异化这样的用语，是因为黑格尔诉诸于强调在伦理层面阐释劳动是被扬弃了的可能性。而后在论述劳动的方式时，黑格尔认为：“替代异化了的需要和获得适宜的，同样是异化了的手段，其中介就是劳动。人通过流汗和劳动而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6](238)黑格尔对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兴趣可以追随至其学生时代，虽然，黑格尔在当时并未就劳动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但是这并未影响异化后来在黑格尔那里，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哲学概括。《耶拿手稿》时期对劳动问题的把握证明了这一点。黑格尔在《耶拿手稿》时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使其认识到对劳动的把握可以立足于人在自我的世界中的异化，劳动对自我意识的获得，在黑格尔看来，自始至终都无法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就劳动概念的使用而言，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所依据的无产阶级的高度，恰恰说明了马克思在批判唯心主义所依据的经济学立场已经超越了黑格尔当时的经济学立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开始于拒斥绝对知识具有调和国家的伦理内涵与市民社会自私自利的活动的力量[8]。马克思的威力在于：把思想的重点转向到对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之间的冲突上去了。

诚然，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不仅是理论范围之内的劳动，是与理论、哲学、意识有区别的、有目的性的创造性劳动。卢卡奇曾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明确把异化作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中心议题。此书也把人类意识的发展史作为研究对象。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重大贡献在于对人类精神的异化历史的阐释中认识到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过程，当然这里所谈的劳动的自我创造过程与马克思对劳动的解读是有天壤之别的。黑格尔关注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黑格尔在处理劳动问题时更多地把自身限制在解释过去历史的怪圈中，而无法使得哲学成为自觉塑造未来的工具。这在其对主奴关系的讨论中得到确证。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问题是超越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物质生活条件和人类意识赖以表现自身活动的范畴之间的关系的“颠倒”[5](12)。基于政治经济学维度来看，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的确受到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把握，但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的地方在于，马克思以其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及时地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困境这一深刻的理论根基[9]，同时基于以劳动为尺度和前提的异化理论，其实践性的形成及变为现实的过程同样是辩证的。马克思异化思想起初只是一种关于劳动的理论，然而，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持续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地转变为改造现实的实践的理论。这也恰恰说明了早期马克思站在政治经济学视域对异化与劳动关系的把握已经接近唯物史观的视域了。至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确是以历史为基石的逻辑的升华，劳动不是建构，建构是主体有意识的建构，是一种哲学逻辑的抽象，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是尊重历史，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三、回到马克思的科学批判

所以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内在包含了经济异化和主体异化双重维度，是因为马克思在对主体异化批判过程中守护了异化思想的哲学性质，与此同时，马克思对经济异化批判过程中击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基础。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1844写作期间思想才实现了质的发展，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双重维度开始了对劳动的历史性解读，这也就说明了马克思在探索唯物史观和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过程中，使得异化理论的逻辑转变得以可能。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诞生前夜的思想积淀，也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所在。当然，异化理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展现了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到宗教批判再到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路径。马克思敢于认清他所处的时代，进而批判他的时代，最后超越他的时代。

《资本论》中马克思详尽剖析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已然不属于自己，他们一旦进入到劳动过程，便被资本裹挟。诚然，我们很少再看到异化这个词语的出现，但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二重性的把握，具体分析资本的本质属性，进而追问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造成工人之间相异化的本质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已然成为资本的生产力，降格成为与自身相背离且被资本控制的特殊存在方式，这样的一种主客体之间的颠倒诉说着工人自身最本质的沉沦。劳动者的异化降格为劳动自身的异化，劳动者失去自身何以成为劳动者的可能性。物的增值的实现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劳动者所牺牲的自由时间，但同时加剧了劳动者成为物的统治载体。这种载体所释放出的利害关系特别体现在劳动的强化上。与此同时，资本家的剥削程度在这种降格关系中被毫无保留地掩盖了。这也就意味着劳动者自我异化的扬弃只有在劳动者自身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真正开始。即便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10](278)。因为资本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出任何别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解决生产问题的关键，即劳动商品的资本化过程，而这般的活生生的意识恰恰是以对“活劳动”的商品化来实现的。根据马克思的理解，资本家忽视的不仅仅是工人的自身发展，更为讽刺的是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恰恰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10](103)。

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旨趣开始了对资本的历史性审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量，它是一个数量关系；资本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工具”，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缺陷的状态”，即工人被绝对异化的命运，进而促使资本获得“绝对性”地位。正是由于马克思的此般阐述，使得阿尔都塞始终坚持异化理论在《资本论》中已经被转化为一个全然不同的非哲学的或后哲学的维度。阿尔都塞的这种见解和后来对《资本论》进行再解读的詹姆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二者在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劳动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同时误解了这位伟大的作者。只要继续认真研读《大纲》中马克思的解说，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这种误解的症候所在。在这里，需要指出一点：不同于黑格尔的劳动观所体现的片面性，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走入对私有财产、阶级对立和剥削的剖析路途。虽然，黑格尔提前阐述劳动的历史主题，劳动作为深湛的认识也同样贯穿其哲学视野，但关键在于，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这个主题，并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过程中为这个主题找到了现实地基。

综上，马克思异化理论在本体论维度上坚持了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作为一种批判和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它的真实意义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达到所谓终极存在、终极解释或终极价值，而是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未来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永远保持一种实践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识，其根本旨趣在于合理地改变世界，在社会历史现实中不断对社会关系进行变革，实现人的本质复还给人自身，使得解放的可能性向解放的现实性迈进，最终促进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在于其区别于其他各种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重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根本，并非在于抓住一些新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仍沿着道德批判之路去建构新的批判模式，而应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抓住其科学批判之实质，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构科学的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