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军

（北方民族大学 法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

一、反思性书写：当代法律民族志的转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民族志不断质疑主—客体单向权力关系的科学定位，使具有后现代思潮的反思性、多声性、主客体多向关系的民族志具有实践的正当性。受此影响，以利科的“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的思维，法律人类学的田野进入了韦伯式的移情书写，它反对旁观者/局外人视角他者化地看待田野中的法律文化、法律关系和法律实践存在的偏见，强调经历叙事，亲自感受法律生活背后非常态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并体验正义。昂格尔直接指明，通过个人经历/经验，人们对法律的理解不在于价值契合，而在于从自己的行为中得出什么经验教训，从而感知法律的力量[1（]229）。这实际上反映了法律民族志的实践思维，恰如宋怡明所说，研究者的底层社会参与经历有助于理解底层社会中的非正式规范运作与法律实践的某些博弈，从而进一步了解底层社会的日常政治，揭示法律由上到下的实践路径和实然效果[2（]331）。20世纪晚期的种族批判法学派主张“经历叙述以中介的身份运作，从而引发我们对这些事件所以发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进行思考，并鼓励我们从不同的文化、伦理、经济、种族以及个人的角度去看问题”[3（]512），具有法律人类学自我指向的实践格调。

以研究者自身经历过的法律故事、法律行为和法律经验来叙事，这是一种动态的、实践的法律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