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守湖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一般而言，少数民族作家具有较为强烈的地理自觉。在地性赋予了作品独特的地方性知识价值，成为外界了解其族群的重要途径，但地理空间意识的过度强化亦有可能带来作家视野的局囿和创作的固化，最终影响到作品文学价值的普世性。毕竟，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展现地域风貌，或仅仅满足于某种异质文化的呈现，而是状写人类心灵的宏阔图景。如何在文学地理建构的同时处理好在地与超越的关系，考验着作家的才情和格局。潘年英是一位创作成绩突出的侗族作家和学者，迄今已经出版各类作品集、专著38部。1992年在发表于《花溪》的小说《伤心篱笆》中，潘年英的文学世界里首次出现了“盘村”这一文学地理称谓。从那时起，他的创作就始终以他的故乡——一个叫盘村的侗族村庄作为文学根据地。在他目前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涉及盘村的文学作品集就有10部。一个小小的村庄为何具有如此丰富的文学内涵，仿佛一座取之不尽、掘之不竭的文学矿山。本文将结合潘年英的文学创作经历，对其文学地理的想象、建构与超越予以分析和探究。

一、文学地理的想象

文学地理自觉与作家自我的身份认同相关。尽管许多作家早已离开了自己的衣胞乡土，但在精神意义上，他们依然对自身族群栖息的空间念兹在兹，恰如文化地理学者克朗所指出的，“地理经验”与“自我认同”之间本来就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