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爽，曲晓范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对近代奉天商人群体的相关研究，集中于商会的整体变迁、商会组织或商会与地方社会的整体关系，对商会与政府以及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商会与政府的合作互补，缺乏对奉天地方商人群体内部的研究，亦没有呈现地方与国家之间的紧张互动关系。本文通过考察《盛京时报》这一舆论空间所呈现的1908年奉天商人抗“房捐”事件发生的动因及经过，试图阐释清末奉天地方内部、地方与国家间的重层权力互动关系，从微观视角认识清末奉天商人群体，从而探讨舆论与城市社会转型及发展的内在关系。

一、抗“房捐”事件的社会动因

清末新政时期，东北三省屡遭兵燹，迟至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后，才开始实行改革。其改革过程调适和冲突并存，1908年发生的抗“房捐”事件正是改革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冲突。

（一）清末奉天商会与警察制度之间的张力

奉天商会的最初形式可追溯到1862年成立的公议会，由省城工商业户自行组织设立于盛京长安寺。公议会成立之初，“东西各分四旗”[1（]69），以维护商人利益、调节商业纠纷为主要责任。此外，还代替政府对地方商业市场进行管理，如负责对每日的市场银钱、典当、粮食价格进行公议定价。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不断兴盛，奉天当局于1874年扩建公议会组织，将城关内外街道分为16会所，各分会按照各街道商铺的多寡，推选3~5人或7~8人不等，负责各分会相关事务，省城内各行业还选出代表1人，于每月朔望两日莅会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