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应福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

目前学界对清至民国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婚姻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围绕传统婚姻关系的建立与婚姻制度的变迁展开。例如，李斌等对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婚姻中的“转娘头”转变为“庚帖为凭”的研究认为，改土归流后，王朝势力逐渐渗入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促进了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当地婚姻习俗的变革[1]；刘彦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对瑶白苗寨自清康熙年间以来一系列以婚姻为中心的习俗和制度变革进行探究，从区域史的视角对瑶白苗寨的“破姓开亲”“定俗垂后”进行了深入探究[2]；吴才茂从苗族婚姻的“转娘头”转变为“庚帖为凭”审视清水江流域婚姻制度的嬗变[3]，认为清王朝对苗疆推行“礼治”，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缔结和婚姻变故都遵循儒家“礼”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通过干预婚姻生活而全面进入苗疆基层社会[4]。本文以贵州锦屏县、天柱县婚姻契约文书、碑刻为基础材料，试图对清至民国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婚姻与财礼流动进行初步探究。

一、婚姻缔结、“买休卖休”与财礼交付

清至民国清水江流域的锦屏县、天柱县属于苗族、侗族聚居区，其婚姻礼俗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在苗族、侗族婚姻缔结的程序中，财礼交付是较为重要的环节。一般情况下，男方家聘请媒人至女方家说媒，议定财礼的具体数目，待男方家将财礼交付女方家后，双方择良辰吉日迎娶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