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平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030006）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在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中，要“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这就需要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并利用好中国的好传统[1]。因此，如何发掘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遗产，并将其运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中，成为乡村振兴必须思考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新中国的实践，包括失败和成功的经验，都至关重要[2]，都是其重要的历史遗产[3（]12）。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未来，历史遗产仍然是寻找线索的资源之一”[4]。对于历史遗产的考察，作为典型村庄的大寨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关于大寨的研究，学界主要热衷于作为一个普通村庄，集体化时代大寨如何被树立为典型的实践逻辑和运作机制，以及对大寨特殊群体的考察[5]。在国内，邢宇宙[6]、陆益龙[7]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光梅红[8]、李静萍[9]等学者从历史学视角分别展开研究。在国外，主要是美国学界对“农业学大寨”的研究[10]，以及常姝从人类学视角对“话语、道德、身体”进行的研究[11]。相较而言，关于改革开放后大寨的学术研究并不多，主要是学界对大寨旅游[12]以及新时期大寨发展的思考[13]。在集体化时代，大寨村被建构为一个象征符号[14]，这一符号为改革开放后村庄的再造创造了重要条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寨人通过“发明”文化景观实现了历史遗产的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