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强，董茂林

（1.北方民族大学 民族学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2.河南工业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民国时期是中国民族学①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学者们有诸多看法，有民族学包含人类学之说，人类学涵盖民族学之说，民族学与人类学一致说等。民国时期，学者多把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看作同一学科的不同称呼。本文采用民族学与人类学一致的看法。为行文简要，后文统一使用民族学，也指代人类学。起步发展的关键时期，特殊的时代境遇时刻规制着民族学的知识生产。在早期民族学家的知识书写中常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应用性格是其中之一。强调知识生产服务国家建设，用学术呈现社会事实，并求得问题解决之道，是早期中国民族学家的普遍共识。此思想特征在他们的学术自述或后世学术史研究中均有自觉认识。费孝通先生说：“我早年所追求的不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这个目的吗？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无须隐瞒或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1（]314）王建民在《中国民族学史》一书中列专章讨论民族学应用性格，“更主动地寻求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与实际结合，将此看作应用民族学的田野实习，从而促进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与中国现实研究的结合”[2（]275）。显然，此种应用性格根植于学科发展的本质，是转型时期在中国特殊土壤中培育成长的，如果离开知识生成的外在决定力，只能理解知识表征，而不能触及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