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金菊，高鹏怀

（1.铜仁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铜仁554300；2.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100081）

根据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无疑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呈现形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维系、发展和延续的主要载体。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并在同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各民族在互动中加深了解，拉紧共同利益与情感纽带”[2（]111~112），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出台有利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政策举措和体制机制”[3]。可见，推进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其中必然迈不过一对重要关系，即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偏向于宏观层面的政治引领和价值构建，是新时代推进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的政治价值风标；同时，作为一个由各民族实体共同聚合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依赖于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因此，二者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的叠合性。这种叠合性往往蕴涵在共同体的本质属性中，并在共同体框架中能够得以较好阐释。因此，回归共同体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对共同体的基本属性、语境等内容进行理论追溯和反思，对推进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