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勇锋

一、引言：民心相通——概念还是命题？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极具内涵深度的理论问题。作为“五通”机制中唯一直接指向人际关系的顶层设计,民心相通的理论研究却明显存在滞后,尤其是对民心相通的语义内涵至今没有取得广泛且规范的共识。如有学者认为,民心相通是指“人民群众在心理情感、价值观念和行为实践方面的彼此沟通、相互理解等,具体包含心理层面的情感认同、观念层面的价值认同和行为层面的实践认同”①；另有学者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在目标、理念、情感和文明方面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认同”②；还有学者试图从文化传播视角对民心相通作出界定:“文化作为传播过程中的意义,通过文字、声音、图片、影像等载体得到传播,最终在无形中拉近不同文化区域人民的距离,实现民心相通。”③诸多概念化解读各有侧重地含括了民心相通的“人民”“心理”“情感”“沟通”“传播”“理解”“认同”等基本因素,但这些阐释多流于政策解读和经验描述,难以在学理层面形成对民心相通的本体性概括和抽象性表达；更重要的是,对于民心相通语义系统中的“民”“心”“相”“通”各构成要素失之笼统甚至未能触及。民心相通作为中国政府参与当今全球治理的重要倡议机制,其语义内涵的不确定性常常导致语用实践上的模糊、粗放乃至混乱,“一带一路”建设在深入推进的同时,遇到的掣肘乃至冲突也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