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振明 陈卫星

当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以及主体身份”的时代,逢“主体身份”建构必谈“话语”(discours),而谈“话语”又必谈“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尤其是在有关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话语”与“主体身份”成了时代学术的流行语。福柯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是与“话语”“知识”和“权力”关系分不开的,主体化在话语的形成和权力关系技术的运作中得以形成,话语和权力(pouvoir)成了“主体”的塑造者,主体是知识和权力关系程序的结果。因此理解福柯的“主体化”,就要从话语、知识、权力和主体的相互关系中来把握社会实践中“主体”的形成。本文将借助文献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福柯有关“话语、知识、权力和主体”思想文献的分析,来揭示福柯的主体与其他三个元素间不可分离的关系,“知识、话语与权力”的互动是理解“主体化”形式的关键。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是福柯的“当下哲学”观；第二是福柯的“人”的观念；第三是福柯的话语、知识和权力；第四是福柯的“主体化”形式；最后是福柯“主体化”理论的传播学认识论意义。

一、福柯的“当下哲学”观

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的《什么是启蒙？》是福柯“当下哲学”观的重要依据。福柯认为：“康德建立了现代哲学的两个传统……在他的批判作品中,康德建立了涉及探讨使真实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的哲学传统,这就是自19世纪发展起来的真理分析哲学；另一种是拥有批判探讨形式的当下本体论,即有关我们自己的本体论。”①福柯把自己归属于康德的批判传统,并把自己的工作方案称作“思维的批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