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虎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已经进入罗萨(Rosa)所说的“加速社会”①,科技加速、经济加速、社会加速,信息和人财物一样高速流动,带来信息泛滥、技术沉溺、数字鸿沟、疫情高发、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加剧等社会性难题。在防控措施常态化的后疫情时代,我们还将面临个人隐私泄漏与公共安全之间、技术高度发达与人的主体性丧失之间的诸多矛盾。如何处理这些挑战、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不仅是对各级政府的考验,也需要相关学科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层面给予积极回应,构建新的视野、理论和方法体系②。

新冠疫情体现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在社会治理层面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疫苗研发、疫情防控、诊断救治,还是民生保障、复工复产,人工智能在新冠疫情下的场景应用加速落地,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对智能应用的多方面、深层次需求。赫拉利(Harari)认为,基于大数据和复杂算法的人工智能使当今世界正经历“从智人到神人”的巨大飞跃,其革命性“比从猿到人的转变还要深刻彻底”③。

现代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信息传播力、舆论引导力和社会服务力,这都离不开智能媒体作用的发挥④。新闻传播学当前的研究成果多是关注智能技术对媒介自身资源的整合、功能的提升乃至对传播伦理的影响,关于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在关系、机制、路径等方面还是囿于以往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关于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和方法构建研究还有所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