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春红

首次提出“无利害性” （disinterestedness） 观念的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夏夫兹博里①， 但人们一般将无利害性原则的确立归功于康德， 因为康德明确将无利害性界定为审美原则， 并通过系统解说使这一原则成为之后审美态度理论的基础。 然而， 康德之后美学思想的发展却呈现出复杂的状况。 无利害性原则从不同角度得到丰富与深化的同时， 受到的质疑也日渐声势浩大。 尼采率先以强烈的批判态度开启了这一先声， 之后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从生活经验的角度论证了以无利害性作为基础获得审美感受的不可能性， 福柯的做法更是釜底抽薪， 试图通过消解主体来直接打碎无利害性得以成立的基础②。 然而， 进一步关注构成无利害性原则之核心的“利害” 概念的内涵则会发现， 对康德的无利害性原则的批判根本上缘于对康德美学的误解， 人们将关注重心指向无利害性原则， 却忽略了康德在这一基础之上真正开启的东西。

本文认同海德格尔对康德无利害性原则的肯定③， 并认为， 要了解这一真正开启的东西， 须进一步分析“利害” 概念。 从夏夫兹博里到康德， 虽然都涉及无利害性原则，其核心概念却因为视角上的转换而产生根本差异， 并使得原本建立在无利害性原则之上的康德美学理论打破单纯审美领域的界限， 指向作为整体的生活世界。 本文尝试梳理该概念从夏夫兹博里到康德的发展脉络， 阐明其中内含的视角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内涵， 以此对接当代西方美学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