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曼 闵 强

(1.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2.常州市第一中学，江苏 常州213003)

作为一种交际活动，翻译不仅是跨语言的沟通，更是跨文化的交流。20世纪90年代后期，翻译研究掀起了一场变革，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11。该转向推动译学研究走出语言学的藩篱，把视野投向更为宽广的文化领域。伦理研究是文化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此，翻译伦理得到翻译研究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翻译伦理”这一观念是由法国学者贝尔曼(Antoine Berman)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2]26。此后，皮姆(Anthony Pym)提出，让翻译研究回归伦理学是“社会的总趋势之一”[3]129-138。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根据西方译界现有的理论研究，把翻译伦理划为四种相互重叠的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4]139-154，这对加强翻译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了西方学者，中国学者也非常关注伦理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季羡林就认为中国译学界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危机，坏译本的数量超过了好译本的数量，因此需要“加强翻译评论，加强监督”[5]25。进入21世纪后，中国学者对翻译伦理愈发关注。孙致礼认为，为了把翻译事业推上新的台阶，我国翻译工作者应该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6]17。可见，伦理已经成为当今翻译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翻译伦理对翻译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英文中，“伦理”用来描述“支配或影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7]680，那么“翻译伦理”指的就是“支配或影响人类翻译行为的道德规范”[2][7]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