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前后的著作对比及启示
2021-11-29张文彬
北京社会科学 2021年11期
张文彬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时代价值等问题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这一命题也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理论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但关于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命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推进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这一事件通常被视为党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开端。然而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所收录的节选文章却删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方式,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关于为何会做出这一调整的问题,李君如、冯蕙、鲁振祥、周全华、聂家华等学者对此有过论述。他们认为,从“中国化”修改为“具体化”,主要是建国初期中国需要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继续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表述容易被苏联误认为中国有民族主义的倾向,这是建国后编纂《毛选》时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表述的现实原因。然而,1991年第2版的《毛选》仍然沿用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表达方式,《毛选》1至4卷中未见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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