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茜

《诗大序》通常被视为我国诗歌创作理论由“诗言志”向“诗缘情”转化的重要开端，是文学之诗从经学之诗独立出来的根本标志。这一关乎文学史和经学史的重要观点，发端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陆机《文赋》已从诗歌创作角度提出了“诗缘情”说，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序》更是将《诗大序》“诗言志”作为“诗缘情”的理论来源。随后，孔颖达《诗经正义》从义疏角度将《诗大序》“诗言志”与“诗缘情”完全对等起来，后世朱熹、汤显祖、钱谦益等皆主此说。近现代以来，这一观点仍为学界普遍认可①。可以说，《诗大序》“诗缘情”说传扬近两千载，几成不刊之论。但若联系先秦礼乐文化语境审视，就会发现，此说是对《尚书·尧典》及《诗大序》“诗言志”理论的断章取义与主观附会。下文尝试论之。

一、《尚书·尧典》与《礼记·乐记》中“诗”的含义

《诗大序》所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是对《尚书·尧典》（以下简称《尧典》）“诗言志”的阐发，通常被视作诗歌创作起源于人情的最早理论源头。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③意本《诗大序》，点明诗歌创作起源于人之情志。又《毛诗正义》孔颖达疏云：“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又云：“情谓哀乐之情，中谓中心，言哀乐之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