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洪 佐

(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4)

1953年,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译解DNA分子结构获得成功,并指出DNA分子是一种双螺旋结构,这一划时代的发现不仅揭示出遗传的物质基础,还以这种结构解释了新变异何以能够导致物种改变,宣告了一个遗传学和生物化学时代的到来,这一发现使得生命密码问题变成了一个生物化学问题[1]。自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遗传学、分子生物学以及信息智能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疾病遗传机制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各种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尤其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使得人类对疾病的科学认知和预防治疗带来了质的飞跃。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类对不同种类疾病的基因密码的逐步破译,基因编辑有望成为预防和根除疾病的终极性技术。

然而,与此同时,基因编辑技术的不合理运用也引发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风险和伦理问题。值得深思的是,基因技术并不像以往技术进步那样,仅仅改变人所面对的客观自然,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以更好地为人类自身所用,它还试图改变人自身的存在形态,颠覆人类文明和伦理道德之人性基础。因此,基因伦理是一种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高技术伦理,具有技术革命与道德哲学革命的二重形态和二重本质[2]。据此,对于基因伦理的建构策略而言,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学术任务是进行道德哲学革命的理论准备,而不应只是局限于对基因技术的发展提出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