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彥 ，郝 虹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 胡杨河市党委党校，新疆 胡杨河 833200；2.大连大学 人文学部，辽宁 大连 116622）

三国，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而言，是先秦之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时期；从裂土纷争的角度而言，是先秦之后的又一次政权分立时期。然而，这只是表面与春秋战国相类似，实则两个时期差异极大。仅以正统观为例，正如有文章指出的那样，春秋是拥正统，而三国则是争正统[1]。换言之，春秋时期，无人否认周天子名正言顺的正统地位，却恰好要借“尊王攘夷”之途实现争霸大业，此为拥正统。而三国时期却无这样一个被公认的周天子，魏、蜀、吴三个政权，都没有绝对无异议的建国依凭[2]，所以需争正统。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状况，三个分立的政权需要对各自存在的合法性进行鼓吹，宣称只有自己才是天命所归、是民心所向、是功业彪炳……，总之，是自己应该当皇帝，而其他两个政权乃非伪即僭。所以，三国相争不仅是土地与人口之争，还是口水之争。口水之争并非仅关乎颜面，更关乎观念、人心和舆论，不容小觑。

在这场口水之争中，三方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主要做了三件事。其一，把对己有利的正统观都翻腾出来。其二，通过国家认定的方式，让己方符合正统观。其三，对敌方的正统观予以反驳。此若干做法，使得三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各种正统观全面登场的时期。

一、三国时期正统观的类型

为了将迭出并陈的纷繁正统观以清晰的脉络呈现，本文使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人的维度和神秘维度，对这一时期正统观的内容进行归类。

（一）时间维度

1.循环正统观

关于中国古人作为农业民族，深受农业耕作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影响，思维方式呈循环论的观点，学界早有定论。这一思维方式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认识模式，即历史是循环往复的。具体到正统论的循环观又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天象运转的循环观、五德终始的循环观、五帝更迭的循环观和正朔三复的循环观。

（1）天象运转的循环观

曹丕即将代汉自立，在苏林、董巴所上的劝进表中，认为曹魏代汉符合天象运转的次序。具体内容是：天象分为十二个区域，分别对应于地上人间的王国，比如周在鹑火，魏在大梁。当岁星依次经过天上的十二个区域时，也就是地上人间的王国依次受命之时，而岁星每隔十三年即在各个区域往复一次。比如周文王始受命，岁在鹑火，至武王伐纣十三年，岁星复在鹑火。光和七年，岁在大梁，曹操将讨黄巾军，这是曹操受命的时间；建安元年，岁复在大梁，曹操始拜大将军；十三年复在大梁，曹操始拜丞相；二十五年，岁复在大梁，所以曹氏应该受命，此魏得岁与周文王受命相应[3]70。

（2）五德终始的循环观

所谓五德终始的循环史观，是指金、木、水、火、土五行运行的循环顺序，或相生或相胜，而某个政权之所以建立，是因为或以相生或以相胜之序承续了上一个运次，并开启了下一运次。

魏文帝曹丕在《改雒为洛诏》中明言汉为火德，而“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3]76。孙权称帝后，也“推五德之运，以为土行用未祖辰腊”[3]1130。

（3）五帝更迭的循环观

所谓五帝更迭的循环观，是指从黄帝至舜、禹的五帝循环，延伸下去，各个王朝都依次作为五帝的后代子孙，轮流受命为帝。

前面所述曹丕即将代汉时，苏林、董巴的劝进表中还提到了曹氏乃颛顼之后，与舜同祖，则魏代汉，同于尧授舜[3]70。魏明帝景初元年下诏称：“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3]110

（4）正朔三复的循环观

所谓正朔三复的循环观，是指无论受禅还是革命，帝王之兴，必改正朔，或以十三月为正，或以十二月为正，或以十一月为正，即三统历，而所兴起的帝王之正朔必随三统历循环往复。

曹魏代汉，大儒高堂隆博引《易》、《书》、《诗》以及谶纬来证明改正朔的必要。即

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更四时，改尧正。”《诗》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4]329

即自黄帝至汉，所出现的各个圣王，分别使用三统历中的一种，三统历本身一直在循环，依此次序魏应以十一月为正。

以上所述天象运转的循环观、五德终始的循环观、五帝更迭的循环观和正朔三复的循环观，并不仅存于三国时期，无论往前追源，亦或向后寻流，都源远流长，而其目的均为：一方面以历史为依据，比如用天象运转的历史循环，来论证己方政权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则以国家认定的方式，比如曹魏以自己承土德、继舜后、以十一月为正，来标明己方政权的正统性。

2.直线正统观

与上述循环正统观不同，对几十年或几百年的前点有某种后点回应式关联的历史，还有呈现直线型而非循环型的模式。

陈寿在《魏书•武帝纪》中叙述曹操破袁绍之事时，认为50 年前已有预兆“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3]22又，《魏书•文帝纪》载：“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曰：‘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飏之言，其验兹乎！”[3]58即汉熹平五年至延康元年，四十五年之前点与后点，分别有黄龙出现于谯，正应曹丕继魏王之事。

干宝在《搜神记》中也有类似的认识：“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问曰：‘天道其何祥？’对曰：‘后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将死；死后五年五月丁卯，吴将亡；亡后五年，君将终；终后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谓魏之兴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后。其年数则错，未知邢史失其数邪，将年代久远，注记者传而有谬也？”[3]75-76

这两则资料所见，魏晋时人的正统观中，若从时间维度而论，是呈直线型，即以某个节点始，向后延伸五十年或四百年，会出现与那个节点的历史相回应的事件，目的是证明曹魏之得天下乃运数，则其正统性早为天定。

从时间角度看，循环正统观和直线正统观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循环正统观是嵌在永无终点的时间之中，而直线正统观则是这永无终点的时间中的一段，两者非但不矛盾，而且恰形成了对时间绝对性的长和相对性的短之间，既相异（循环与直线）又相同（均为正统）认识的互补。

（二）空间维度

1.中原正统观

谁占据了中原之地，谁就是正统，这一观念可追溯至春秋时代。三国时期，占据了中原的曹魏政权紧紧抓住这一历史依据，尤其针对吴、蜀两国，强调己方的正统地位。

曹魏代汉后，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自给诸葛亮书信，陈述天命人事，劝其举国称藩。诸葛亮作《正议》曰：“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3]918从中可以揣度，华歆、王朗等人劝降诸葛亮的依据之一，即以曹魏政权占据了中原，因而为正统自居的。后来邓艾平蜀，在报刘禅降书中称“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3]901，也想说明占据了中原，才是名正言顺的受命之王。

上述史例反映了三国时期，在空间维度上，认为中原是政治舞台中心的观念，即中原正统观，在春秋之后，跃过了因统一而较为沉寂的秦汉时期而再次被突显出来。其原因正在于这一时期，因三个政权鼎立的政治格局的强烈刺激，使中原正统观再次成为历史舞台上相争的焦点。

2.统一正统观

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原正统观与统一正统观恰成互补之势。所谓中原，核心意义即处于地理空间的中心位置，它暗含了中国古人居中即为统治中心的文化涵意。而其实如果没有统一的话，所谓居中也就是有名无实了。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三国时期，并非仅诸葛亮心怀一统天下之志而汲汲于北伐，曹魏和孙吴又何尝放弃过这种理想呢？！所以，曹魏政权的华歆、王朗等人要给诸葛亮写信，劝其举国称藩；而孙权则拒绝了臣下让其郊祀的建议，认为“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3]1136

（三）人的维度

1.德者正统观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所谓居大位者必为有德之人的历史叙述深入人心。在三国时期人的表述中，此观念屡见不鲜。

汉献帝在给曹丕禅位的册书中，首句即为“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3]62曹丕亦在《让禅令》中称：“天下重器，王者正统，以圣德当之，犹有惧心……”[3]72“若夫唐尧、舜、禹之迹，皆以圣质茂德处之，故能上和灵祇，下宁万姓，流称今日。”[3]65即尧、舜、禹之所以得天下重器，处王者正统之位，皆因有圣德。

蜀后主刘禅在征讨曹魏的诏书中，用对比的方式彰显了德者方为正统的认识：“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是以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曩者汉祚中微，网漏凶慝，董卓造难，震荡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当此之时，皇极幽昧，天下无主，则我帝命陨越于下。昭烈皇帝体明叡之德，光演文武，应乾坤之运，出身平难，经营四方，人鬼同谋，百姓与能。兆民欣戴。奉顺符谶，建位易号，丕承天序，补弊兴衰，存复祖业，诞膺皇纲，不坠於地。”[3]895即汤、武修德而桀、纣极暴；操、丕无德而刘备体德，因此汤、武王而桀、纣亡，操、丕时皇极幽昧而刘备时兆民欣戴。

2.血统正统观

谁为正统，还取决于谁是已有合法政权的血缘延续者，其中既有直系的血缘统属关系，也包括旁系的血缘统属关系。蜀汉在三国鼎立的政局中，于己最有利的牌便是刘氏血统。所以后主刘禅在对比了曹操、曹丕的无德和刘备的体德之后，特意要表明蜀汉政权的建立是延续了刘汉的正统“存复祖业，诞膺皇纲”[3]895。

（四）神秘维度

1.祥瑞正统观

谁是天命正统，还由呈现祥瑞征兆的天意决定。

曹丕受禅称帝，大引历史上的符瑞所归，又言己登基前的各种祥兆，目的即说明曹氏建国乃是天命认可的正统[3]64-65。

刘备称帝时的情形亦如此，所谓“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徵。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又前关羽围樊、襄阳，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伏於渊泉，晖景烛燿，灵光彻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於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昔周有乌鱼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图》、《书》先著，以为徵验。今上天告祥，群儒英俊，并起《河》、《洛》，孔子谶、记，咸悉具至。”[3]888

孙权在《黄龙见白虎仁诏》中说：“古者圣王积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应之，所以表德也。”[3]1147

2.帝王异象正统观

除了祥瑞之现，还有帝王异象，也常常被作为天命所归的预兆。如《魏书》载曹丕出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圜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证，非人臣之气。”[3]57刘备少时所宅“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3]871孙权未发迹时，亦被人视为“有大贵之表”[3]1115。

上述时间维度的循环正统观和直线正统观、空间维度的中原正统观和统一正统观、人的维度的德者正统观和血缘正统观，以及神秘维度的祥瑞正统观和帝王异象正统观，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正统观的全部。后来的南北朝时期，只是在人的维度的正统观中多了一项民族正统观的内容，其余则未超出三国时期所涉正统观的范围。因此可以说，三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正统观的全面登场时期。

二、三国时期正统观全面登场的影响

（一）德者正统观沉淀下来

从前面的归纳分类中，可以看到，各政权在正统观的争论中，为了更有力地论证自己政权的合理合法性，上述正统观往往不是单独出现，而是组合式出现。以曹魏政权为例，在为其正统性进行或树立或论证或辩护的依据中，天象运转的循环观，五德终始的循环观、五帝更迭的循环观、正朔三复的循环观、直线正统观、中原正统观、德者正统观、祥瑞正统观、帝王异象正统观都派上了用场。蜀汉政权为其正统性所引依据中，包括了德者正统观、血统正统观、祥瑞正统观和帝王异象正统观。孙吴政权则运用了五德终始的循环正统观、祥瑞正统观和帝王异象正统观。

但值得注意是，上述种种正统观之间并非仅有相互叠加、互为声援的和平相处的组合关系，它们之间亦有互相攻驳的冲突。

比如，中原正统观和德者正统观之间的冲突。前述华歆、王朗等人给诸葛亮写信，劝其举国称藩，诸葛亮则以项羽虽占据了中原，却因无德而最后败亡之史实予以了反驳。在这种互相攻驳的冲突中，三国时期对正统观的认识深化了。如果说在此之前，对中原正统观和德者正统观的认识还无高下之分的话，那么，诸葛亮的反驳则使德者正统观高于中原正统观了。

（二）统一正统观深入人心

在全部正统观登场的情况下，在不同正统观的交锋中，统一正统观成为最后的归宿。从逻辑上来讲，只要统一了，不同正统观之间的对立性就都消失了。无论是循环正统观、还是直线正统观，亦或中原正统观、德者正统观、祥瑞正统观都可集中于那个统一王朝之中，无需争论，均服务并服从于统一王朝的正统性的论证中。

因此可以说，经过汉代大一统思想的奠基，三国时期正统观的全面登场和争论，为中国人对统一的根深蒂固的认可，从思想和舆论上，再次起到了深化和积淀的作用。

（三）正统观的被工具化

正是因为无法统一，所以分立的三个政权——魏、蜀、吴，都没有全然的自信，认为自己是确定无疑的正统。上述所有的正统观被竭尽所能地翻腾出来，只是增加己方底气的外在依凭，而这些所谓正统的证明，当时人自己究竟相信多少？

袁宏在《后汉纪》中评论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时说：

献帝幼冲，少遭凶乱，流离播越，罪不由己，故老后生，未有过也。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旌旗所指则以伐罪为名，赏爵所加则以辅顺为首。然则，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5]

袁宏深刻指出了，曹操之所以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借用了当时人欲匡扶汉献帝的人心资源。这一资源的可以借用，说明刘氏之德未泯，汉室之命未亡，所以，魏不应代汉。不可取而取，所谓汉魏禅代的比德尧舜，就是徒有虚名的诬史而已。

袁宏所说的“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讲的是自西汉将儒学奉为官学，儒家之重忠孝节义经过两汉将近四百年的积累后，已然形成了文化传统。曹操之为奸雄的“奸”，在于他并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取汉而代之，他是如此清楚如果那样做，就是将自己放在炉子上烤[3]52，因此他只是控汉献帝于股掌中，将这一资源充分利用来为己谋利。曹丕之逼汉献帝禅位，是从骨子里继承了其父的做法，即表面尊之尚之，其实则是利用而已，无论是对汉献帝其人，亦或是对忠孝节义之文化观念，皆然。在禅位仪式之后，曹丕说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3]75他知道了什么呢？是舜禹禅代的真相，不过是权力之争的粉饰吗？在权力已日渐成为炙手可热争夺对象的时代，曹丕之前未必无人对舜禹禅代有疑问，只不过曹丕赤祼祼地把它说了出来。且不论舜禹禅代的真相究竟如何，曹丕所以为的真相，显然不是儒家所宣扬的上古圣人以德为重的权力交接。那么所谓圣人禅代的历史，到了三国时期，不过就是曹魏统治者用以证明汉魏禅代合法性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