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语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派在清代名震一时。姚门四杰为其一个代表。姚门四杰是指姚鼐门下学术造诣比较高的四个人，学界对于这四个人的考辨分为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是姚莹的《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其文曰：“当时，异之与梅伯言、方植之、刘孟涂称‘姚门四杰’。”[1]他将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刘开认为是姚鼐门下四大高徒。另一说法是曾国藩，他认为：“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2]认为姚门四杰应是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本文所讲的姚门四杰是指姚莹、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四人。

人们熟知姚门四杰往往是由于他们在散文诗歌方面的创作。而学界对于姚门四杰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其文学作品和人物生平研究。四人在文学上都提倡桐城派先辈的“义理、考证和辞章”。在此基础之上，他们还提倡文章要“因时而言”，主张经世致用，使桐城派的发展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学界对桐城派民本思想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张元的《桐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研究》[3]是为数不多的研究之一，文章介绍了桐城派代表人物的民本思想及其内涵，其中就讲到了姚莹的民本思想。卢佑诚《梅曾亮“民佣”思想述论》[4]一文则重点介绍了梅曾亮的民佣思想。陈连营《管同及其学术思想》[5]研究了管同学术上的经世致用思想倾向，特别是管同通过其文学作品关注社会，关注人民疾苦的经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