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超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最先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使得记忆开始成为历史研究的客体。英国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曾指出，记忆“阐明了人类与过去的关系”，“常常成为斗争”的客体[1]。因此，德国人民的大屠杀记忆建构也时常受到各种势力的左右，并且时而被迫根据现实的需要来安排。中国学者赵世瑜进一步提出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不同时代的人对事件的记忆、遗忘、重构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某些不便公开的记忆或是人们强迫遗忘的记忆反而被记忆下来[2]。对犹太人的屠杀作为一种极端事件，在德国人集体记忆中突出地表现为遗忘与记忆的斗争过程，而在这个持续的斗争过程中，大屠杀记忆反而被作为一种永远的记忆而固定下来。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Assmann）指出集体记忆中存在两种记忆形式：其一，“保留过去”把创伤的过去标准化，以衡量社会行为的合理性；其二，“克服过去”以和解、融合为中心,是社会进行自我疗伤的合理记忆形式[3]。所以，德国人民对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就是一个兼有“保留过去”和“克服过去”的曲折发展过程。

德国大屠杀集体记忆过程按照联邦德国两大政党——奉行保守主义的基民盟（CDU）与奉行自由主义的社民党（SPD）执政的轮换可分为三阶段：阿登纳初期（1949—1968）、勃兰特中期（1969—1982）、科尔后期（1982—1998）。通过审视德国在这50 年间对大屠杀的记忆可以发现，德国人民初期表现沉默，中期出现悔悟，后期才确立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