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丽芳

（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黑名单制度作为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也在中央层面的政策指导和地方层面的实践探索中逐渐完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号）指出要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环节信用监管机制，依据事前、事中监管环节获取的失信记录，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制度。而早在2014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国发〔2014〕21号，以下简称2014年《纲要》）中亦提出，要在现有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建立起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实践中，从旅游、文化、体育市场，到关乎国民重大利益的食品、药品领域，再到投资、证券市场（1）；从部门规范性文件到行业规定，再加上中央层面多年来出台的相关政策性文件、规范性文件，“黑名单”制度似乎已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一环。

作为一种行政监管模式的创新，行政黑名单制度使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监管由直接监管转为间接监管，在简政放权的同时由事前监管更多地转为事后监管［1］。然而，关于行政黑名单制度的法律属性，法学界仍存分歧。对行政黑名单制度性质的不同定义，将导致其法律依据、主体权限和救济制度的不同。实践中，因上位法依据缺失、程序规定不明确、救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地方在制定具体规则以及实际运用中稍显混乱，直接影响了黑名单制度的有效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