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前

(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

史学界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沿海团练在战争中的战略价值和实际表现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是, 现有研究在以下两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一是持西方中心论观点的学者极力贬低广东团练的价值。 首先, 团练的组织能力被严重低估, 如有论者认为： “红巾叛乱时期的政治崩溃使得建立广东团练总局成为可能。 但是, 权力分散化又使罗、 龙、 苏不可能创立一个真正的地方组织。”[1]其次, 团练的效果被特意贬低。 如论者认为： “对广州的侵略, 在广东全省都投下了外国人的政治阴影。……士绅现在把联军视为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真正对手, 而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却接受了外国人作为广东的实际统治者。”[2]207二是现有研究仍然仅局限在对广东战场团练的关注上, 北方京津战场团练组织的诸多历史细节尚未得到关注与挖掘。 即使上述对广东团练组织的研究, 也尚缺乏较微观的诸如组织、 财政等细节的探讨, 这也直接影响了对团练组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整体战略价值的评价。 所以, 史学界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沿海团练组织问题仍然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

笔者认为, 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沿海地方团练的研究, 可以通过 “地方军事化” 这一概念加以梳理。 “地方军事化” 一词是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一书的核心概念。 孔氏根据此概念列举出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 为官方认可的三种层级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