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菊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文理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一、问题的提出

边民是随国家边界而出现的，指处于国家政治边界20公里范围内拥有所在国家机构颁发的当地身份证件的人群，一般包含世居当地的人口和因婚姻关系而长期定居当地的人口。在民族国家政治边界形成和边民出现之时，国家与国家、边民与边民的“连接”如何实现，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话题。正如麻国庆教授所言，“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区分村社、区域、国家的边界时，实际上也是在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纽带”[1]。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跨界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连接”的方式也变得特别重要。卢鹏和孙东波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越边民互市状况的考察认为，边民互市具有增加边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和增进两国边民互信、增强我国边民国家认同的政治功能[2]。在回顾云南河口边民互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曹贵雄和黎莹发现，河口互市点仍然处于中国日用品换越南农产品的传统小额贸易阶段，建议减少边境屏蔽效应的影响，放宽互市发展的各种限制[3]。由此可见，边民互市是实现与邻国边民有效“连接”的途径之一，而外部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和边民经商行动是影响边民互市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

已有研究通常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贸易兴边”政策的实施作为边民经商的历史背景，忽略了对改革开放前边民经商制度性障碍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