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府

（贵州财经大学 文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我们无法静态地、本质地、结构地理解社会与文化，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社会与全球化时代。“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而在村庄里做研究。”[1]（29）我们研究人，发现人与环境、自然紧密相连；我们研究一个地方或群体，但实际逃不开“关系”与“场域”；我们研究一种文化，发现文化是一张意义之网；我们研究一种“物”，发现“物”与“非物”充满着各种联系；我们研究社区，发现社区里充满着协商、谈判与冲突；我们研究民族，发现民族是关系的产物[2]；我们研究组织，发现组织是靠行动者的合作与关联维系的[3]（29）。总的来说，人们逐渐发现世界是一个相对的、关系的、共谋的世界。对此，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说：“认真地重视相对主义的问题，或准确地说，我所说的关系主义（relationism），那么，实在论的所有进展必须归因于关系主义及其方法的进展，也就是说，从一种观点转向另一种观点的能力，以及在不可通约的观点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记得德勒兹（Deleuze）说过这样的话：‘相对主义不是真理的相对性，而是关系的真理’”[4]。英国人类学家玛丽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认为，“人类学是一种知识实践，是将关系置于其他关系之中所做的研究”[5]。如人类学研究中的经典主题——亲属关系理论，实际上是为了揭示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理论。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哲学思潮与社会理论倾向于从关系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