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院，510420，广州)

要研究中国的东方学，就必须首先研究国外的东方学，但是，这不是对国外东方学史及东方学研究成果的单纯孤立的研究，而是要把它作为中国东方学的“外部背景”及关联物、参照系；不是单纯评述外国东方学史上的学术成果，而是要在中外比较的意义上呈现国外东方学关于“东方—西方”的观念与思想，关注其独特的学术立场、文化功能、学术范式与研究方法。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选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西关系史研究专家周宁教授写过这样一段话颇有参考价值，他说：“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中叶开始改变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文本,大多不属于纯粹的‘汉学’著作，而是那些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著作，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布郎杰的《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赫尔德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些著作在自身的理论体系中解释中国，简练、直率、明确,往往比狭隘的‘汉学’著作更有影响力。”[1]

的确，不仅是“汉学”及西方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文本有这样的情况，西方的“东方观”也有这样的情况；最充分表达西方人的东方观的著作，也不是那些“纯粹的东方学”著作。换言之，不是那些关于东方国家的考古学报告、古文字释读、旅行调查报告、资料汇编、辞典等方面的著述(这类成果实际上只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材料)，而是那些既充分运用了史料，又有鲜明角度与立场、有思想贯穿的著作，是那些对东方有所了解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经学家、美学家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