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婷婷

(中国戏曲学院图书馆特色文献研究部，100073，北京)

清代中期以来，以品评演员色相为主的梨园花谱盛极一时。花谱作者在鉴赏演员时极尽外貌描写之能事，忽视对艺术本身的关注和品评，逐渐形成了“重色轻艺”的品鉴传统。进入民国后，花谱余绪并未旋踵即逝，这种品鉴传统对民国的京剧批评仍有很大影响。针对这一现象，民国时期的京剧批评家表现出更具批判意识的反思精神，围绕演员是否应作为批评对象展开讨论。参与讨论的批评家们，对于演员的面部形态、面部表情等元素作了具体的观念阐述。本文旨在重新反思这场讨论中的各种观点，看清其观念由来。

1 以剧情为本位的批评观念

针对民国京剧批评中的捧角现象，京剧批评家刘守鹤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缘由，他在给陈子彝的信中写道：

世俗评伶，不过吴太初评魏长生；世俗谈伶，不过杨掌生谈林韵香；‘野狐教主’、‘第一仙人’，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门户之见既严，月旦之公莫由，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必欲如是，敢告不敏。若夫‘读伶’，殆不侔也。追而求之，必也史材；进而告之，必也艺事；不涉乎私言，不持以主观，屹然于学问之立场，将以求吾所大欲也。讵屑党同伐异之是图哉？毋谓善小而不为，毋谓恶小而为之，爱好戏曲艺术之士，其知所与乎！[1]

刘守鹤认为京剧批评中的捧角现象皆为花谱余续所致，因此应杜绝花谱文本所代表的批评话语，即拒绝以演员作为批评对象。

为呼应刘守鹤这一主张，徐凌霄自称“生平评剧不评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