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宝成，熊永超

(陕西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为进一步推进这一目标作出了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政府治理效率是推进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工具[1]，但其改进是世界性难题。20世纪70年代末，英美等国开展了“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等新公共管理运动[2]。遗憾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较长一段时间的治理过程中都更加重视效益而非效率[3]。“唯经济效益论”的发展模式令中国取得了经济奇迹，但也带来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诸多现实问题，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政府职能缺位、公共投资结构性失衡等现象，导致公共治理的投入低效甚至浪费，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产生了严重危害[4-5]。治理问题最终是政府治理效率问题[6]，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是运用有限资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3]，对于建设高效、廉洁、阳光政府和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关于政府治理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测度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侧重从公共支出、反腐力度和政府规模等产出绩效角度进行评价[7-8]，或根据政府治理的成效，采用城市综合管理执法部门处理市民投诉所花费的时间[9]、抑制腐败或法制水平等单维度进行衡量[10]，测度指标较为单一、综合性不够，且对政府投入-产出过程关注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