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菁，康博超，郝一丹

0 引言

自耶稣会成立起，耶稣会士就奔赴世界各地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在各地建立分会，建造教堂。耶稣会的第一座教堂是位于意大利罗马的耶稣教堂（Church of the Gesù）1），随着耶稣会传教事业的发展，他们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到意大利之外，欧洲的法国、德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亚洲的印度、日本、中国等国家都有16-18世纪耶稣会士建造的教堂[1]。

耶稣会16世纪末进入中国，是17-18世纪中国甚至亚洲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核心力量。自1601年利玛窦抵达京师，至1783年传教事业交予遣使会管理，耶稣会在北京活跃了近200年，其间的教堂风格经历了从“中国传统式”到折衷主义的“洋风”，再回到“传统文艺复兴”式的转变[2-3]。然而在这些艺术史范畴的风格定义之外，还有一种与耶稣会相关的艺术风格曾在欧洲引发长时间的讨论，即“耶稣会风格”（Jesuit Style）[4]。从建筑形式看，该术语尤其指耶稣教堂以及以此为模板的教堂共同形成的风格。统称体现了耶稣会的宗教思想在建筑上的反映，它不仅适用于耶稣会建造的教堂，甚至对整个欧洲的建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引入国外学者对“耶稣会风格”术语的讨论，归纳了其主要特征，结合17-18世纪耶稣会在国内的传教历程和教堂建造情况，以北京南堂为例，探讨了“耶稣会风格”作为范式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期望为中国教堂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1 耶稣会与耶稣会风格

1.1 耶稣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简述

1517-1580年间，在欧洲影响巨大的宗教改革运动中，支持宗教改革的新教（Protestant）自成一派，天主教（Catholicism）反对宗教改革，两派相互对立。基督教世界在1545-1563年间举行了旷日持久的特伦托会议（Trent Council），天主教在会上获得大胜，并在会后竭力扩大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压迫新教。耶稣会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主力修会之一，由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于1540年创建于意大利[1]。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被东方传教区视察员范里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召往中国，几经辗转，从澳门入华传教。利玛窦在华期间，为天主教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主张“中国文化适应政策”“趋佛近儒”，即允许中国教友继续祭天、祭祖、祭孔的旧俗，被康熙皇帝命名为“利玛窦规矩”[5-6]。

但利玛窦规矩也成为“中国礼仪之争”（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的导火索，明末以来，新来中国的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及方济各会（Franciscans）教士对耶稣会教士容许中国教徒祭天、敬孔、祀祖等礼俗强烈反对，爆发了“中国礼仪之争”。出于各方压力，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IX）于1704年11月20日决定禁行中国礼仪，“中国礼仪之争”由此转化成以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为代表的中西文化冲突。清帝对耶稣会的态度也随之变化：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决定禁教，命令传教士遵循利玛窦规矩，否则逐出中国，但未严格执行；雍正元年（1723）清世宗开始严格执行禁教，并下令除留京任职的传教士外，其余一律送往澳门，各省教堂被拆或改为官用，附属建筑被改为仓库或书院；乾隆年间取缔尤烈，传教活动几乎消失——乾隆四十八年（1783）遵循罗马命令，耶稣会士在北京的各教堂宅院、茔地田园及一切传教事业全部交管于遣使会士负责，耶稣会退出北京的传教舞台。道光二十年（1842）《南京条约》中规定解除传教禁令，由遣使会负责北京教区的传教活动及教堂的修建工作[7-10]。

1.2 “耶稣会风格”术语的缘起与讨论

“耶稣会风格”（Jesuit Style）一词最早出现在1840年代初的德国和法国，学术界对其明确含义一直存在争论。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该词被历史学家反复否认、废弃、再重新定义，直至一战之后，“耶稣会风格”的讨论逐渐脱离热度[4]。

实际上，耶稣会有条件形成自己的建筑风格。该修会以重视教育著名，有自己的学校和教育体系，他们的学制课程中虽未曾单设建筑学，但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接触到一些与建筑学相关的工程技术、书籍和实际中的成熟案例，长期积累后便逐渐形成所谓“耶稣会风格”建筑样式。其建筑样式并非耶稣会独创，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定为古典建筑形式的世俗化和低级化[11]。作为反宗教改革的主力修会，耶稣会也主张采用适宜宣教的中殿空间和夸张的室内装饰，以增强教会对会众的吸引力，方便进行传教活动[1,12]。

由于实际建造时的经济、政治等因素，耶稣会的教堂并不能完全遵循其原本的设想。16世纪和17世纪在西班牙、德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很多耶稣会的教堂放弃了原始的设计，而选择了更便宜的方案。耶稣会士建造教堂时也会参考当地和当时的风格，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似乎也很难找到统一性。20世纪初，路易·塞巴特（Louis Serbat）和约瑟夫·布劳恩（Joseph Braun）研究了意大利境外的耶稣会建筑，证明并不是所有耶稣会的教堂都是同一风格[12-13]。

罗马教廷也没有颁布统一耶稣会教堂风格的官方文件。创始人罗耀拉撰写的《耶稣会会宪》第179条的第一点规定“社会的建筑应该适合我们的牧师和有用的生活目的，他们应该是健全和强大的建设。但它们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想着贫穷。因此我们不应该过分奢华，也不应该过于繁复。在这些教堂中，特别是在保留给我们的那部分中，我们要避免过于精致的装饰和各种奢侈，要时刻牢记我们制度的宗旨和我们的宗教贫困。”耶稣会会院和学校的“建筑物必须牢固、结实和修建良好，适合居住，并有利于我们履行完成自己的职责”[14]。由此可以看出，罗马教廷关注的不是教堂建筑的美学，而是实用性，是否适合牧师生活和使用、坚固与否，以及预算经费才是他们所重视的方面。

1.3 耶稣会风格和巴洛克风格

众多耶稣会建筑如今被定位为巴洛克风格，比如位于罗马的耶稣教堂和圣依纳爵堂。然而在19世纪末正式作为一种风格名称之前，“巴洛克”是带有贬义的形容词，意为“奇异”“怪诞”“混杂”“矫揉造作”。19世纪中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对巴洛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到1880年代，在科尼利厄斯·古利特（Cornelius Gurlitt）的推动下，随着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希格弗莱德·吉迪恩 （Sigfried Giedion）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巴洛克艺术才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15]。实际上，在巴洛克风格存在争议期间，如今看来很多巴洛克的建筑在当时都被定义为“耶稣会风格”，比如德国学者在1880年代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德国领土之后，才首次使用“巴洛克风格”替代以前的“耶稣会风格”[4]。如今研究巴洛克的众多著作中很少提及耶稣会，更没有“耶稣会风格”（Jesuit Style）的说法。也许是因为 “耶稣会风格”一词充满了宗教色彩，且经过欧洲学术界纷繁的讨论，该词也没有形成明确的定义，所以逐渐淡出学者的讨论。在当代通行建筑史和艺术史文本中，许多耶稣会建立的教堂被归类为早期巴洛克2）（Early Baroque），一种处于文艺复兴和盛期巴洛克（High Baroque）之间的建筑，其典型案例就是维尼奥拉和波塔设计的耶稣教堂。

2 “耶稣会风格”典型案例——耶稣教堂

2.1 耶稣教堂概述

耶稣教堂（Church of the Gesù）是耶稣会的总堂，位于意大利罗马，由维尼奥拉（Giacomo Barozzi da Vignola）设计，由其弟子波塔 （Giacomo della Porta）最终完成，是耶稣会最早建造的教堂，正立面于1575年完工，是“耶稣会风格”讨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如今被认定为巴洛克风格的典型代表。它建成后成为耶稣会在世界各地的教堂的建造模板，立面、室内空间设计和天顶画等都对其他地区的教堂具有深远的影响[15-16]。

“耶稣教堂”的前身是罗马城市中心地段的圣母教堂，由当时罗马教廷的宫廷长科达西奥（Pietro Codacio）转让给耶稣会。1554年，时任第一任总会长的罗耀拉同意耶稣会雇佣当时罗马最优秀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任这座建筑的建筑师。但直到1568年，耶稣教堂的建筑工程才开始动工，此时米开朗基罗已经去世，建筑师由维尼奥拉和后来的波塔担任。该教堂由罗马教宗保罗三世的孙子亚历山大·法尔内塞主教（Cardinal Alessandro Farnese）赞助，至1780年代初，这座教堂才得以竣工[12,15]。

在建造中，耶稣会考虑教堂的实用性更多于其装饰风格，注重教堂的听觉效果，有利于耶稣会士举行弥撒、布道和分发圣体3）；也希望教堂建在城市的中心地区，可以吸引大量的民众。并且，建成的耶稣教堂气势宏伟，结构巨大，体现了耶稣会所倡导的“凯旋的（或是胜利的）教会”的理想[17]。

2.2 耶稣教堂立面

耶稣教堂立面最初由维尼奥拉设计（图1），建成立面为波塔设计（图2）。建成立面（图3）分上下两层——底层与内部的小礼拜堂等高，顶层相较底层稍矮，顶部为三角山花，与顶层等高的两侧有涡卷形饰物。首层有5个开间，中心开间设一座大门，两侧设两个小门，端部两间不设门；二层收为3个开间，其中中心开间设窗，两侧开间设壁龛。首层与二层各开间通过壁柱分隔，中心开间柱间部分宽于其他开间。

1 维尼奥拉设计的耶稣教堂

2 波塔设计的耶稣教堂

3 耶稣教堂立面（摄影：康博超）

该立面因采用双壁柱、附带圆柱的中心开间、涡卷装饰等特点，被沃尔夫林定义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波塔立面的5个开间、基座、檐口、底层与顶层、山墙和涡形花饰的处理，都统一于整体立面设计。在开间设计上，强调了中心性和封闭性：将壁柱间的距离尽可能地拉近，同时舍弃其中的装饰；壁柱在墙上划分出开间的形状，使其自成体系，相互之间没有联通感；不同于维尼奥拉用巨大的壁龛分割墙面并以此与门相呼应的做法，波塔设计的外侧开间壁柱之间没有壁龛，而中间3间壁柱之间都有壁龛，更加突出贯穿首层与二层的中心轴线。三角山花和低矮的台阶形成对比，体现立面整体的厚重感：山花形状扁平，线脚层叠且深深凸出墙面，形成除门窗洞口外立面最强烈的阴影关系；基座相对矮小，台阶与整个立面等宽，且呈扁平状，强调了与教堂所处街道广场的联系。不同形式的壁柱加强了当心间的中心性：在处理中央与两侧的关系上，耶稣教堂一层中心间采用圆柱和方壁柱结合的双柱，二层则采用圆柱和双壁柱，其他开间都是用方壁柱组成的双柱，使整个立面手法统一且强调了中心感。波塔立面首层与二层之间的檐部比维尼奥拉立面更宽，但整体的水平感却较弱：为了减轻基座和檐部带来的水平感，加入套叠的山花、向上趋势的壁龛及装饰；首层与二层的檐口配合着壁柱的排列而断开，每根壁柱都有独立的基座。山花两边的涡卷也是耶稣教堂的突出特点，位于二层的两端，流畅地连接了山花和一层外边缘，与二层等高，不加其他装饰，线条简单优美。

2.3 室内分析

耶稣教堂平面（图4）在纵向上分3个部分，中间是容纳大批会众的中殿，两侧分别是小礼拜堂。中央设有穹顶，尽端设有讲台。室内最大的特点在于中殿的空间设计，中殿平面比例约为1:2.5，两边不设侧廊，而是几座相较低矮的小礼拜堂，它既不同于传统侧廊-中殿-侧廊模式的巴西利卡式平面，又不同于集中式平面，教堂的中殿更像一座大厅，又向着圣坛有强烈的导向性，被沃尔夫林称为“纵向式”空间4）。

4 耶稣教堂平面（绘制：郝一丹、康博超）

在功能上，这种空间能容纳大批会众参加弥撒，并且在布道时，不会有柱子遮挡；在美学方面，中殿和礼拜堂的布局给会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提高教堂乃至天主教对公众的吸引力，与宗教改革中新教会众的行为相对抗，体现了耶稣会的反宗教改革思想。

中殿两侧是6组进深大于面阔的礼拜堂，用于私人礼拜。中殿只开高窗，光线无法直接照到小礼拜堂，其内部较昏暗，将原本宽敞的中殿衬托得更加明亮。小礼拜堂更像是中殿附属的壁龛，而不像之前多数教堂形成的侧廊-中殿-侧廊的空间模式。

3 耶稣会型教堂及其影响

3.1 立面及其影响

实际上，耶稣教堂是对“如何用古典主义建筑元素设计巴西利卡式教堂立面”这一问题的回答。此问题源于巴西利卡教堂的结构特征与古典语言之间的分歧：巴西利卡教堂的剖面是为了呼应中世纪建筑的柱和拱券相结合的结构体系，强调向上延伸的空间特征而形成的“侧廊-中殿-侧廊”纵向的三分法（图5）；而古典主义建筑的设计以柱和檐部的基本组合为主，建筑强调水平延展（图6）。维尼奥拉和波塔以“双层柱式结构”和“涡卷装饰”为核心要素，简洁地回复了这个问题：建筑内部依旧采用三分法，但将建筑外部在横向上一分为二，形成了建筑立面和建筑内部的分离；尤其立面的二层，用柱式掩盖中殿高耸的部分，再用涡卷装饰隐藏后面的侧廊，保证立面在使用古典语言的同时，隐藏了后部的巴西利卡空间。这种手法很快就在欧洲的教堂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5）[16]。

5 巴西利卡教堂剖面

6 帕提农神庙水平延展

卡洛·马代尔诺（Carlo Maderno）在设计罗马的圣苏珊娜教堂（Santa Susanna，图7）立面时，在耶稣教堂立面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巴洛克元素，之后这类立面升级成了教堂立面的固定范式，既耶稣会型立面6），并在意大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普及。比如，德国的慕尼黑圣弥额尔教堂（St. Michaelskirche，图8）、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圣·夏尔·博罗米教堂（Sint-Carolus Borromeuskerk，图9）、比利时那慕尔的圣卢普教堂（Égllise Saint-Loup，图10）等，都直接或间接地采用了耶稣会型立面[16]。对同一范式的模仿导致耶稣会在各地的教堂都极具辨识度，尤其在奥地利、德国南部等拥有大量中世纪教堂的地区，耶稣会的教堂因为独特的风格，成为城市中“显眼”的标志物[4,12]。由此推测，耶稣会发展并传播了自己的某种建筑范式，它建造方便、处理简单、风格明显，一系列具有相似性的教堂建筑同一时期在许多国家出现。

7 罗马的圣苏珊娜教堂立面（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nta_Susanna#/media/File:Santa_Susanna_(Rome)_-_ Front.jpg, 2021-02-05）

8 德国的慕尼黑圣弥额尔教堂（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_Michael%27s_Church,_Munich#/media/File:20060416-Michaelskirche_Muenchen.jpg，2021-02-05）

9 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圣·夏尔·博罗米教堂（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_Charles_Borromeo_Church,_Antwerp#/media/File:Carolus_borromeus.jpg, 2021-02-05）

10 比利时那慕尔的圣卢普教堂（图片来源：https//fr.wikipedia.org/wiki/%C3%89glise_Saint-Loup_de_Namur#/mediaFichier:02-Namur-010707_(1).jpg, 2021-02-05）

3.2 室内空间演进

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天主教的重点是强调礼仪以及圣事，耶稣会作为天主教的核心力量，大力推广布道活动[1]。耶稣教堂纵向式空间方便信徒听宣以及耶稣会士分发圣体，天花板采用木质的材料保证声音的良好传播，建造更大的高坛以便分发圣体，将两边耳堂的长度缩短突出中殿的空间，墙面开更多窗口以便光线进入中殿，两边的礼拜堂方便举行私人弥撒。这些空间设计都有助于宗教活动的开展。

圣洛伦佐教堂、圣安德烈教堂和耶稣教堂作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巴洛克的重要过渡建筑，三者对比能够更好地理解耶稣教堂在室内空间上的革新。伯鲁乃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设计的圣洛伦佐教堂（S. Lorenzo，图11、12）是带有中世纪传统的文艺复兴初期代表作：室内中殿和侧廊用列柱承接罗马圆拱的中世纪方式相隔；在视线和听觉的空间上，中殿和侧廊联系紧密，但是柱子会遮挡侧廊内听众的视线；再者，由于中殿比例过于狭长，位于教堂入口附近的听众距离神父过远，导致较差的视听效果。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设计的圣安德烈教堂（Sant' Andrea，图13、14）学习古罗马结构体系和空间特征，中殿和侧廊分割不用连拱廊，而是形成了类似古罗马凯旋门的券柱式构图，保证了中殿的整体性；但两侧过于开敞的小礼拜堂削弱了中殿的声学效果，中殿到小礼拜堂的几段横向空间又使从入口到讲坛的纵向走势减弱。对比二者，耶稣教堂（图3、15）没有内柱遮挡视线，小礼拜堂与中殿体量差距较大，既可以保证小礼拜堂的私密性，又保证了中殿内墙的完整性，形成很好聚拢声音的效果，为受众集会提供了良好的视听感受。

11 圣洛伦佐教堂平面（绘制：康博超）

12 圣洛伦佐教堂内部（摄影：杨菁）

13 圣安德烈教堂平面（绘制：康博超）

14 圣安德烈教堂内部（摄影：杨菁）

15 耶稣教堂内部（图片来源：https://www.italianways.com/close-up-on-the-church-of-the-gesu/，2021-02-05）

同时，耶稣教堂的室内空间凸显了十字中心的区域，这里正是耶稣会神父们布道、举行弥撒和分发圣体的地方，教堂的穹顶就设在它的正上方，自然的光线通过穹顶上方的窗户射入，将信徒的注意力吸引到这片区域，再加上穹顶上方的壁画以及两边圣徒的雕刻装饰，这里似乎就象征着举行弥撒的天堂，并具有一种强烈的舞台效果——就像为耶稣会提倡的神剧所设计的舞台一样，强调尘世与天堂、自然与神迹之间的连续性，并将信徒的关注和眼光带离尘世以及物质的维度，引入对于神迹的高度的写实主义的想象。在反宗教改革中出现的许多天主教的论著中，这种将光线与装饰相结合的效果凸显出天主教圣事——特别是弥撒布道以及圣体圣事的戏剧效果，正是将教会描绘成人类救赎的舞台剧的真实体现，耶稣教堂的建筑设计正是体现了这种思想。

3.3 天顶画及其影响

耶稣会教堂的内部空间充满绘画与雕塑，天顶、墙面等位置宗教主题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与建筑本身完美结合，形成梦幻般艺术综合的效果。耶稣会士安德烈·波佐（Andrea Pozzo）是最擅长透视画法的艺术家，并出版过相关著作《绘画与建筑透视画法》（Perspectiva Pictorum et Architectorum，1693-1700）将视幻天顶画（Quadratura）技巧普遍推广。1685-1695年，他在罗马圣依纳爵教堂7）绘制的天顶画《圣依纳爵升入天堂》（The Apotheose of S.Ignazio）中，真实的建筑构件与平面天顶上描绘的三维空间交融在一起，使空间有向上无限延伸的感觉（图16）。在这幅作品中，天使与圣人在空中飞舞，位于画面中心的圣依纳爵的荣耀普照大地，四大洲的拟人像散布在天顶画的各个角落。仿佛雕塑的人物，以及逼真的圆形拱顶，其实都是二维绘画，造成以假乱真的效果。在教堂中摆放着一个模型（图17），是设计师理想的带有真实穹顶的方案，因为在建造时因基地的原因，没有足够的空间，只能退而求其次，运用透视原理绘制了视幻效果的假穹顶。

16 罗马圣依纳爵教堂天顶画《圣依纳爵的胜利》

17 罗马圣依纳爵教堂中的穹顶模型（教堂理想中的穹顶）

4 耶稣会风格在北京的体现——北京南堂

4.1 耶稣会时期的北京南堂

北京南堂是耶稣会在北京建造的最早教堂，起初于1605年由利玛窦建造，为形式低调的中式风格；汤若望于1650年将南堂重建为欧式风格堂。17-19世纪，南堂虽经历数次重修，始终保持汤若望时的样式（图18），直至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图19）。如今的南堂为1902-1904年重修，风格已与汤若望版南堂相距甚远（图20）[2-3,19-21]。

18 汤若望南堂立面，绘制于17世纪中-18世纪初，墨线图

19 1901年南堂废墟（图片来源：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参考文献[22]）

20 1920-1930年代的南堂（图片来源：费城遣使会档案馆 Archives CM）

1650年建成的汤若望版南堂，时间略晚于耶稣教堂（1575年），却也是“耶稣会风格”风靡欧洲之时。南堂作为北京教区的主教座教堂，在中国乃至亚洲的传教事业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从建筑角度看，它也是“耶稣会风格”在中国本土化的最佳试验田，体现了诸多17-18世纪欧洲教堂的特征。

4.2 南堂所反映的“耶稣会风格”范式

汤若望版南堂立面8）（图21）装饰华丽，采用壁柱、涡卷等元素，已有研究均将其定义为“巴洛克风格”。其立面明显受到耶稣会型立面的影响：高度相当、五开间的顶层和底层；顶部中央有两层交叠的涡卷形饰物，其顶部连接在一起，形成教堂的三角山墙；中央开间的门窗面积均大于其他开间，且更加的华丽复杂，强调了教堂立面的中轴线。除以上明显继承于耶稣会型立面的特征，南堂端部两个开间顶部各有一座采光亭，其檐口高于中间3间，并利用高壁柱遮挡低壁柱的处理方法，造成了端部两间突出于立面的视错觉效果——在不破坏整体耶稣会型立面平整效果的同时，也隐喻了中世纪教堂的钟塔。

21 北京南堂立面（绘制：康博超）

南堂室内空间（图22）也明显受到耶稣教堂的影响，分为容纳听众的中殿以及两侧的小礼拜堂。中殿的长、宽比约为1:2.5，四周以低矮的栏杆划分空间，方便容纳会众和神父进行宣教。室内采用了西式天顶画，朝鲜人朴趾源在《燕岩集》第十五卷《热河日记》中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鬼车鸟翅如蝙蝠，坠地宛转。有一神将，脚踏鸟腹，手举铁杵，撞鸟首者，有人首人身而鸟翼飞者……百种怪奇，不可方物。……群神出没，百鬼呈露，披襟拂袂，挨肩叠迹。……仰视藻井则无数婴儿，跳荡彩云间，累累悬空而下，肌肤温然，手腕胫节，肥若缘绞。骤令观者，莫不惊號错愕，仰首张手，以承其堕落也。”[24]可见天顶画采用了耶稣会常用的视幻画法，圣母、圣子、圣徒等画中人物栩栩如生，有利于吸引会众和传播教义。

22 南堂室内平面（绘制：康博超，原图来源：葡萄牙里斯 本，海外历史档案馆，098,00760，参考文献[23]79

南堂的立面和室内空间突出体现了“耶稣会风格”作为一种范式的影响，但本土化的特点仍然突出。比如南堂的平面和立面，中式“间”的感觉更加突出；细节上将欧洲惯用的涡卷连续曲线分为两层建造，降低了设计和施工的难度。且来华的传教士并非职业建筑师，更多是欧洲建筑流行风潮的追随者，而非创造者，故南堂更像是东西方建筑风格相互妥协的结果。

5 结语

耶稣会在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教堂的转变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既受到古典审美的影响，又注重吸引会众的实际需求。这种双重选择在其总堂耶稣教堂的建筑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耶稣教堂成为了一种新的范式，且在传教过程中得以推广，在欧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建造了大量的同类型教堂。可以说，“耶稣会风格”是文艺复兴晚期与巴洛克盛期之间的过渡，对教堂建筑发展起到了继承、传播和推动的作用。

汤若望版南堂与耶稣教堂有着诸多共同特征：立面采用双层壁柱和涡卷等元素，充分展现华丽感，以期区别于其他建筑进而引人注目；采用“纵向式”平面，中殿用来容纳会众，两侧的小礼拜堂用来私人礼拜，保证了良好的听觉和视觉效果。北京南堂作为中国首都——北京教区的母堂，在亚洲传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所采用的风格对当时中国的教堂建筑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北京地区的南堂、东堂和北堂，均采用了“耶稣会风格”。至康熙三年（1664年），在华的耶稣会住院共38所，全国已有教堂156座[25]，这些建筑是否也如北京地区一样采用了类似的风格，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1）在此说明本文中的两个概念。“耶稣教堂”（Church of the Gesù，意大利语为Chiesa del Gesù, Il Gesù）为位于罗马的耶稣会总教堂，是耶稣会士建造的第一座教堂，完成于1568年。“耶稣会的教堂”（Church of Society of Jesus）是对耶稣会士建造教堂的统称，本文中“耶稣会的教堂”主要以耶稣会早期在欧洲建造的教堂为主。

2）一般认为，意大利的巴洛克艺术可分为3个阶段：1600-1625年为初期，1625-1685年为盛期，1685-1750年为后期。

3）指宗教活动，神父在举行弥撒后，向圣徒分发代指耶稣肉体的面包。

4）在13世纪的意大利北部，以及之后的法国南部、西班牙和德国都有此类建筑。这类空间虽并非耶稣会首创，但成为耶稣会教堂的特点，也成为耶稣会教堂与其他教堂的最大区别之一。参见参考文献[4]。

5）除了耶稣教堂，同时期意大利北部也有类似的例子，如帕拉第奥在威尼斯的圣乔治马焦雷教堂（Church of San Giorgio Maggiore, Venice, 1566-1610）和救世主教堂（意大利语：Il Redentore, Venice, 1592），Alessi的圣维托雷军队教堂（San Vittore al Corpo, Milan, 1560）。

6）耶稣会型立面一般分为顶层和底层，采用涡卷、柯林斯柱头的双壁柱、壁龛等手法装饰立面，用圆柱、小山花等手法突出中部开间。

7）圣依纳爵教堂（S. Ignatii de Loyola in Campo Martio）兴建于1626-1650年，位于罗马的一座耶稣会教堂，主保圣人是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1685年，耶稣会会士安德里亚·波佐绘制了中殿天花板上壮观的壁画。

8）本文的南堂立面和平面均为汤若望建造的南堂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