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轶

摘要：本文以震旦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设置与发展为例，关注其背后知识与权力间的诸多纠缠和历史互动。从科学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1）法国和天主教在华推行教育的动机；（2）法国工程学知识体系的传播路径取向；（3）法国和天主教在华工程师教育的工作成效与精英特质。震旦大学的案例体现了教育与宗教行为、帝国主义扩张、中国对现代化追求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震旦大学；工程教育；法国；耶稣会

教会大学①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其传播科学知识、培养建设人才的功用不容忽视，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会大学大多采取在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理念影响下的科学至上的办学思想，开设大量的理学课程，却几乎不涉及工程学科。天主教创办的上海震旦大学是一个例外，建校之初就理科和工科并重，是最早开设工学科目和工学科目最多的中国教会大学。

本文利用藏于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的震旦大学校刊和震旦大学理工学院简报，并结合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震旦大学档案（Q244），以震旦大学土木工程学科的设置与发展为例，揭示在中国近代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系统中，法国知识体系和天主教教义在其中的传播路径取向以及所具有的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

一、目标异质的精英培养

震旦大学于1903年由华籍耶稣会士马相伯和天主教江南教区共同创立，1905年后一直由耶稣会巴黎会省派遣会士领导管理，起初设有文学（Lettres）和理学（Sciences）两科。[1]1909年，校长韩绍康（Allain）创设了“3年理学课程+2年补充课程（包括应用机械、材料力学、电力学、水力学、铁路学、工业化学等）”的“工程师”学制，培养同时拥有理学学士和工程师头衔的实用性人才。[2]1916年，震旦大学正式成立理工学院，并将原来的技术系更名为土木工程系，旨在造就工业界之指导领袖人才、铸成大学及专门学校教师师资。[3]震旦工科的蓬勃发展体现了中国、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三方力量在工程人才培养上的博弈与协作。

（一）中国：自强兴国

十九世紀中叶以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惨败客观上迫使中国认识到工程科技的威力以及自己的落后。中国知识阶层不仅转变了对待西方近代科技的态度，更发起了一场崭新的政治运动：洋务派主张“西学为用”；维新派欲以工程教育救亡中国。[4]清末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开启了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引进西方工程技术教育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1902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将土木工程列为中国现代中、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科目；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更将土木工学门位列工科大学各学门之首。[5]同时，1906年10月3日清政府学部颁布决定，正式认可传教士学校的合法性。[6]在民族危机刺激和清政府鼓励双重作用下，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大力开展工业建设活动，急需大量工程科技人员，特别是高级工程科技人员。实业人士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无学堂则工艺无由以致精。”[7]因此，土木工程人才的培养也成为“实业兴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法国：文化殖民

在中国各方力量寻求改革的同时，西方列强也看准了这个机会，力图影响和控制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法国政府竭力试图使中国政府相信，他的文化、制度要比其他国家优越，是唯一值得中国人效法的。因为不同于英美等国，法国在远东地区并无重大商业利益需要保护，支配法国和中国外交关系的与其说是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如说是对政治威望的斟酌。[8]为此法国政府曾多次在北京、天津等地进行科学文化扩张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最后，法国政府驻华代表将科学中心的地点再一次转向上海。[9]蒙受普法战争失败的奇耻大辱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在对外政策上奏起了对德复仇和殖民扩张的二重奏。在列强激烈竞争的上海，法国尤为强调防御民族主义[10]，它不能坐视德国人发展同济医工学堂而无动于衷。为扩大法国道德与文化的影响并与德国抗衡，法国政府意识到与教会合作的必要性。[11]

（三）天主教会：科学传教

耶稣会自1534年创建之时即注意到科学之于传教的作用，确立起良好的教育传统，在长达四个多世纪里持续活跃在科学领域。[12]具备良好科学素养的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进入中国，“凭借科学华丽的外衣”[13]获得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庇护。1842年，耶稣会重返中国②，总会长罗当（Roothaan）计划重操17、18世纪伟大先辈的事业，用科学来间接传教以期接近中国上层阶级。[14]19世纪后期，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转变，他们逐步认识到“中国上层社会越来越倾向西学。如果天主教各级学校不向他们提供需要的教育，他们就会转向其他方面，甚至转向理性主义”[15]。耶稣会士清楚知道，在中国社会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进入统治阶层；要取代受儒学教育的人现时之位，就必须以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培养更优秀人才。中国政府和社会对于土木工程类人才的需求，使他们看到了自己具备的科学资本之优势所在：不仅可以继承和发扬前辈在文化和信仰上创下的伟业，还能在日益繁荣的新教大学和国立大学丛林中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虽然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但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都深信科学技术对改造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他们把发展尖端的工程学作为切入点，紧密合作，共同主导了震旦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发展。

二、专业化的教学模式

工程科学是近代法国的优势强项，当经验式的知识体系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传统的教育模式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时，土木工程学率先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采用现代院校教育模式来培养人才。其标志性事件是174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下令正式成立皇家桥路学校（E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土木工程学科按照“工程师”的人才培养模式得以确立。[16]

法国政府将体现其科学进步优势所在的工程师教育引入中国。不仅在办学资金上给予重要支持，如1919年-1945年期间，法国政府每年给震旦大学的拨款从128万法郎增长到160万法郎[17]，用于学校发展建设；更将法国意识贯穿了后者的整个教育模式，土木工程系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皆参考法国工科专业，教材程度与法国工程师大学校基本相同，教师多为法国籍，教学语言大量使用法语。学校采取法国的教学理念和培养模式，颁发的文凭被法国承认。可以说，法国工科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在震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得到清晰反映。

（一）师资组成

震旦大学的土木工程系教师群体呈现多元化的特质：既有外籍教师，也有留学归国的中国籍教师，以及国内大学毕业人员；既有耶稣会神父也有普通外籍教员；既有专任教师也有兼职教师。教师主要以外籍教师居多，其中法籍教师数量最多。

学校从建系之始就有意识地招聘受过专业训练且学有专长的外籍教师来华任教，这些教师大都毕业于法国工程师大学校、拥有工程师文凭。例如中央理工学校、巴黎高等电力学校、巴黎工艺制造学校等。[18]随着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之后，一批中国教师充实到师资队伍中来，他们中大部分人有留学法国的经历。[19]

学校对于教师的聘任极为慎重，教师不仅需具备良好的学术背景而且还得拥有丰富的经验。耶稣会士都是具有多年教学实践的老师[20]；其他世俗的专任教师均具备丰富的工业界工作经历[21]；兼职教师多为各相关领域的工程师[22]。老师们不仅将工业实践所受多方面制约的考量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教学过程中，使得学校教育更加符合实际需要，而且还较早引入工程界的新思潮和新特点。

这些背景各异的老师们都是知识传播的身体力行者，作为课堂上优秀的讲课者，通过知识基础的奠定和学术方向、方法的指引，达到对广大学子的主渠道影响。de Jenlis Louis神父在课堂上总是一支粉笔在手，讲解富有逻辑，板书图示清晰、计算严谨，努力让学生明了所有科学能够给出答案的疑问。[23]许多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以及学术专长编撰教材，并在课堂上公开讲授，这种学术上的“百花齐放”演变为课堂上的“八仙过海”。例如土木系主任Bernaert曾出版编写了三大本材料力学教材，并希望所有教师以此为榜样。[24]这种做法不仅解决了上海市面上法文书籍匮乏的困境，更将最新学理和发明编入讲义，使得教学具有前瞻性。为了方便学生课外练习和扩展阅读，使之把知识学活用活，Bernaert和Siu Hing还将震旦大学图书馆所有技术类杂志分类制成卡片目录索引，由此很容易找到建造领域某一给定主题的所有文章，在校生和校友都可以使用。[25]

虽然天主教会创办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福音，但震旦大学提供的是极具法国特色的科学教育，未夹杂浓厚的宗教色彩。耶稣教神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轻言宗教话题，因为他们认为讲授天主教的最好途径是教育和榜样。de Jenlis Louis神父认为应该重视对学生的道德培养，没有觉悟的工程师对于社会来说是悲哀的。[26]因此，他不仅在学术上孜孜不倦追求，在生活中更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作为道德示范者，de Jenlis Louis神父关心热爱学生，帮助学生解决生活或学习的困难，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言传身教，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处事方式影响学生。在他去世后，很多学生来信写道：“老师的一生见证了不辱使命，我也要向老师学习，像他一样勤奋工作。”[27]

（二）课程设置

教师群体的教育背景不仅与他们的教学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还关系着学科设置和发展。

震旦大学土木工程学课程共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工学院共同必修课程；第二类为土木专业课程。[28]如此全面的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法国工程师教育的教学特点。第一，注重基础学科，一、二年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课时较多，土木系老师一致认为“数学、力学、物理学，为习工程者之基本课程，故本系与电机系取同样重视之态度”[29]。虽然很多人认为工程学科计算和公式是关键，但土木系元老教授de Jenlis Louis却更强调科学的精神，因而对数学的要求很高。[30]第二，课程涉及面较广，显示注重通才的培养目标。de Jenlis Louis认为通过广泛的科学通识教育可以让学生掌握应对各种实际情况的能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工业化改造最初阶段的国家尤为重要，他并不赞同从一开始就将学生细分专业。[31]第三，土木工程科设置了建筑学科的相关课程，反映出土木工程和建筑学两学科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课程设置还注重工程师执业特点，在高年级中安排丈量、估价、工业法规、商业簿记等工程师执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知识。此外，震旦土木工程系还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并且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即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设计不同的教学环节，聘请不同的学者以报告、讨论、教学、参加评图或指导设计等方式进行交流活动。这些学者不论是在理论修养还是实战经验上都是佼佼者。[32]他们的加入拓展了学生的视野，进而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震旦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课程结构倾向于工程技术的应用教育，着重强调理论与实验的关系、专业课与工程实践的关系。因此实验设施成为教学水平最基本的保证：de Jenlis Louis和 Bernaert建成的材料实验室，虽然场地不豪华，但各种材料试验可以在此方便进行。[33]学校从法国购置了用于水泥测试的仪器，这些需要细心操作和长时间观察的实验不仅向学生们展示了检验水泥质量所需的仔细和选择这一材料的重要性，也让学生们明了作为工程师有权要求制造商遵守的生产规格。1934年，震旦大学拥有了全中国各大学唯一一台200吨混凝土液压机，以实验的方式向学生们展示了时间、配量对于混凝土硬度的影响，箍筋和铁筋直径对于钢筋混凝土梁的影响。[34]学生们通过实验操作更好地理解那些生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在实验中寻求理论和实践的协调统一。

震旦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课程设置还体现出适应中国需要，服务于中国社会建设的意图。相比法国工程师学校的课程设置，震旦大学所开科目更为广泛。对此，校方有如下解释：“华北之煤矿，年来时向本校延聘工程系毕业生，并有良好服务成绩。工业物理、水力学、电机学皆为本系附属课程，骤观之下未免感繁。但当中国工业初兴，百端待举之时，为造就能任艰巨之人材计，自无往不宜，本院其他诸系之课程，亦皆本此目標，观于服务社会之成绩，即可作本院传统目标成功之明证也。”[35]学校为应对中国缺少工程技术人员的特殊现状，着重培养博专结合的大型工业企业的领导。

三、造就拔尖人才的名流主义

法国工程师大学校在1750-1850年间专门为国家机关培养兼具行政和技术才能的公务员，严格的入学考试、漫长的学习年限、高昂的学习费用导致这些公职工程师（ingénieur en fonction）几乎全部来自富裕资产阶级上层和贵族家庭。[36]1850年后，大学校又开始培养具备理论和实际知识、擅于解决工业生产中具体问题的新一类工程师，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培养大量高级专业人才。而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Inigo Lopez de Loyola）于1534年创立的耶稣会则一向具有强烈的文化精英精神，不仅贯穿了对会士的择选和塑造还体现其专从的工作重点，耶稣会从1538年起就被教皇保罗三世委派在皇帝、国王、诸侯和地位显著的家族、贵族等政治上层人物中做傳教工作，为欧洲上层社会子弟提供教育。

法国工程师大学校和耶稣会本身的精英特质使得法国和耶稣会共同创办的震旦大学也具有鲜明的名流主义和等级意识，震旦大学的目标就是为中国社会培养一小批中高级人才。

（一）集中的招生来源

震旦大学入学考试难度极高。一方面，对数理课程和实验要求有扎实的基础，录取新生须有高中毕业证书，土木工程系更要求学生达到数理系一年级的数理化程度。[37]另一方面，因使用法语授课，对外语要求高，因此主要的生源大多来自法国传教士办的教会中学或法国当局在租界办的法语中学。[38]对于这些中学的学生，震旦大学可让其免考，直接升学： “本校高中、扬州第一附中、南京第二附中和徐汇中学的学生可直接入学，其它学校要成绩证明、高中毕业证书、参加入学考试才能入学。”[39]虽然具备如此报考条件者极少，但是生源质量较好。

此外，震旦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各项浩大的运行费用，除去来自法国政府和上海法租界当局、天主教会和法国工商界的支持，高昂的学费也成为必需。震旦大学建校之初，学费高达银元一百两[40]；1934年学费为每学期60元，另需缴纳住宿费20元，化学实验费5元和运动费2元[41]。虽然有各种奖学金鼓励资助优秀学生③，但生源主要来自商人、官僚和学者等经济富裕的家庭。江南士绅在世纪之交依靠其财富和智慧给上海初步带来了都市精英文化的繁荣，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未来能抓住新的经济机遇。震旦大学所提供的优质教育服务能使得毕业生很快谋取丰厚的薪酬，高额教育费用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些家庭预先支付、回收期短、赢利希望大的就业成本性投资。

读过中西书籍并文理通顺的入学要求已经是一般或贫寒乃至稍具经济基础之家庭子弟未必符合的，再加上高额的教育收费，只有社会的中上层具有实力垄断这样的优质教育资源。

（二）少而精的毕业学生

震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平时对学生学业水平非常重视、要求严格，每年两次将学生作业送至欧洲审阅、比勘、点评。[42]它还仿效法国大学考试制度，实行周考、月考、期终考的考试制度。每年毕业答辩评审委员会主席由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事先指定，答辩的内容大多关于建造方案，例如发电站、中国驻外使馆馆舍等。[43]

在近代中国，土木工程学由于其学科内容广，适应性强等特点发展较早，因而成为培养工科人才最多的学系。[44]虽然震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同样起步早，但是招生生源的限制和严格的考试制度致使历届毕业人数极低。针对这种宁缺勿滥的情况，曾担任交通部技正（即总工程师）兼考工科长的震旦校友孙文耀在给母校的信中说道：“少数而优秀的学生不是比量多而没有价值的学生好得多吗？…课程程度越高，难度越大，无能的人会放弃，吃不消的人会离开，只有那些跟得上的人才能坚持到底达到目标。中国的整个学术水平还很低，所以像震旦这样严格的学校学生人数少，根本不足为奇。”[45]见表1。

（三） 新型的职业阶层

尽管相比同校法科毕业生大量占据国民党政府的中高级职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震旦大学土木工程科毕业生中体现不是十分明显，但哪怕在时势艰难、国运不蹇的年代，学生们也都有不错的毕业去向。《震旦大学1935年一览》中写道：工程系毕业生“有闸北水电公司总工程师及各部工程师，平汉铁路之电务处主任，北平电车公司之总工程师等，至于直接转入巴黎电工高专之工程系毕业生，则无不排列前茅”[46]。

土木工学的科学性使土木工程师摆脱了传统的工匠阶层，加之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和中国工程学会（1918）的诞生，以及各地技师登记法的制定，在制度和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土木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使之成为令人尊重的职业。专业知识和技能不仅保证了土木工程师过上相对富裕的中等阶层以上的生活，也使他们有资本去追求和品味多元而富有创造性的文化旨趣。这些在震旦大学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国青年不仅构建了中国现代社会模式的新兴职业阶层，形成了一个享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也成为西方文化的主动传播者，他们不仅乐于尝试海外的新鲜事物，也引领着国内新的生活理念，不仅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也为新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形成提供思想和知识资源，成为改造中国的社会中坚力量。

四、小结

教育不仅有文化交流的维度，也具有国家的职能，与政治和社会联系密切。[47]震旦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建立和发展反映了欧洲以非殖民化形式在东亚的柔性扩张，不仅是其建立文化霸权的过程，也是不同力量相互磨合和博弈的结果。法籍教师和耶稣会士虽然都带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但又不失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色彩。他们将法国式精英教育模式融入中国近代专门人才培养中，并延续了耶稣会严谨的教育传统，取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震旦大学在树立西方科学权威的同时以间接和渗透的方式宣扬天主教精神，其蓬勃发展也打破了新教在科学领域的垄断地位。震旦大学以其法国和天主教耶稣会双重身份为特征，独具特色的办学方式丰富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格局。

注释：

①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西方基督新教教会在中国创办的13所和天主教会办的3所高等教育学校，它们分别是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福建的协和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广东的岭南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福建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上海的震旦大学、北京的辅仁大学和天津的工商大学。

②此间，在经历1723年因雍正帝查禁天主教而被禁止在华传教和1773年由教皇克莱芒十四世（Clemens XIV）发通谕“我们的主与救世主”（Dominus ac Redemptor noster）被解散后，耶稣会直至1814年才得以复会。

③例如法国驻华大使Cosme提供奖学金奖励各系第一名，奖学金为$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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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