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浩翔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上海 200042）

2020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式通过修改。根据权利客体指向的不同，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界定主要分为“信号说”与“节目说”两类。在此前的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指向“其播放的广播、电视”，显然是采“节目说”的路径。然而，观察《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一次审议稿）》《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及最终通过的《著作权法》，前述客体几经流变，且最终回归“节目说”的立场。梳理至此，在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方面，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依旧采“节目说”而非“信号说”已然明晰，但该问题的讨论远未结束。

一、问题与条约

关于广播组织权客体的争议最早可追溯于《罗马公约》，《罗马公约》虽未对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broadcast”进行明文定义，但该问题可以通过法律解释予以说明。具言之，其第3条（f）款对“broadcasting”作了明确的定义，即“将供公众接收的声音或图像和声音以无线电方式传输”，其中“broadcasting”这一动作虽被解释为传输，但其传输的对象为“声音或图像和声音”，而非信号。依据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结合《罗马公约》第13条，对第13条（a）款“the rebroadcasting of their broadcasts”而言，因“broadcasting”传输的对象为“声音或图像和声音”，故此处的“broadcasts”也应解释为“声音或图像和声音”。

然而该解释并不符合信号原理。原因在于，当“声音或声音和图像”进入通信系统进行传播时，其须经一定的处理以便通过信号的形式进行传播。简言之，在广播的整个过程中，其传输的并非观众最终收看到的节目，而是预先经过处理的节目信号，故“将供公众接收的声音或图像和声音以无线电方式传输”这样的表述本身并不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