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梦丽

【导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被评论家冠以“残酷的天才”的称号，只因他的作品中写尽人间病态与丑恶，并深入骨髓式地追根探底。不过，在尤·谢列兹涅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位伟大作家的天才、深刻、贫困、孤苦、病态的一面，也看到了其残酷文学与残酷生活的另一面：慈善、温柔，以及对人类的爱和关怀。面对今天这个人性撕裂的世界，它的残酷性正在逐渐退却，温柔的一面则已逐渐显现。

早在100年前，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和宗教哲学家布贝尔曾经为一个问题争论了整整一个通宵：百年之后，19世纪的哪位作家仍然是人类思想的领袖？雨果、托尔斯泰、左拉还是尼采？翌日清晨，当东方泛白，晨曦初起，在他们的名单上仅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克尔凯郭尔，另一个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威格和布贝尔真是慧眼识英雄，他们早在百年前就天才地预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与世界意义。在当下中国，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几乎被视为俄国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莫斯科的玛林斯基贫民救济医院一个医生家庭。1881年2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于彼得堡。今年恰逢陀氏诞辰200周年，逝世140周年。当我们重读这位早年被鲁迅誉为“残酷的天才”的作家时，竟然发现他的残酷的一面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他的温柔的一面则离我们越来越近。

当代俄罗斯传记学家尤·谢列兹涅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可靠的材料和依据。作为文学史家、评论家的尤·谢列兹涅夫，他在翔实、客观解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为我们还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一个个历史性画面，又在其丰厚的语言功底、充沛的情感信念以及独到见解的主导下，带领读者拨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知的层层迷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终结了历史上苏联评论界对陀氏的曲解、误解与错误评价，开始了对陀氏认识的新纪元。”［1］前言，3

一、绝望与希望之间挣扎徘徊

谢列兹涅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开篇不久便写道：

再过几分钟死期就要临头了。三个人全都绑在灰色的刑柱上。响起了一声口令——他没有听清喊的是什么，却看见穿灰色制服的士兵们端起步枪准备射击。这回是在劫难逃了……他们的身上已经罩上了尸衣，神父已经让他们吻过十字架，但每根肌肉和神经却仍在默默地回想那句无可挽回的话：“……退役少尉工程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判处枪决……”［1］4

这是1849年12月22日。传记作家打破了传统传记叙事的结构模式，既不拘泥于对传主生平经历的平铺直叙，也未受限于编年史式的时序结构，而是插入了分散叙事、倒叙结构、细节刻画、故事场面等，令人印象深刻。传记的开篇并不记述陀氏的童年成长，而是直接跳跃到陀氏27岁的节点，也是他终生最难忘怀的事件——刑场枪决。在对这一事件作述时，作者采用的是故事化的场面白描：奔赴刑台的死刑犯们、生命最后一刻的忏悔祷告、骷髅山阴冷中透射的一缕阳光，这些事物串联而成的场面奠定了整部作品的悲凉基调。然而正当箭在弦上的紧要关头，作者突转插入了母亲善良温柔的目光，这是陀氏回忆中难得的温情弥漫、大爱播撒。这样的叙事似乎暗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起伏转折的一生，将挣扎徘徊于绝望与希望间的宿命。

穷困潦倒几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写照。空有贵族称号的军医父亲操持家业的艰难，母亲去世后父亲的浑噩度日，作为平民子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兵学校的生活艰辛，贵族子弟对作家的有形欺压与无形欺凌，造就了他过于早熟的敏感和自卑自怜的内心。也因为这段经历，他首次体会到作为“小人物”在面对“强者”世界时的卑微和无奈。他的处女作《穷人》的构思即源于此。杰符什金任凭怎样努力，也改变不了身为小职员受穷受欺的命运，瓦莲卡的爱情更是他无法得享的奢侈品。正是在这部作品中，陀氏为我们抛出了“人之谜”的问题。“人真是一个怪物……在人难以活下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神秘的力量使他继续活了下去？当人应该永远悲哀和痛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笑，使他感到欢乐？这个谜怎么来破解？否则人怎么能活下去，又怎么能成其为人呢？”［1］20作者在此处对陀氏原著作的重提，看似陀氏的发问，实则是其苦陀氏之所苦与陀氏融为一体后的情感介入，他在替陀氏发声而问。这就是传记写作中常见的现象——传记移情。

1849年，正值青春芳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集会上宣读别林斯基的信件抄本，因听到了所谓蛊惑人心的《士兵谈话》而犯了知情不举罪，锒铛入狱，走向了人生中的“死屋”。在那个整日与跳蚤、虱子、臭虫为伴，以搅拌着蟑螂的“油水”汤为食，夹杂了屎尿恶臭、污言秽语的人间地狱，他体会到了人世间最黑暗的悲惨。然而，纵使如此残忍的苦难也没有使他服膺生活的毁灭，反而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激发起他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在受苦受难的灵魂同狂暴意识激烈搏斗的某个瞬间，他顿悟促生了真纯的基督信仰，此后，他心甘情愿地做“上帝的奴仆”，虔诚地背负起十字架，在矿井的最黑暗处采掘最贵重的金属。

“死屋”带给作家的精神历练支撑他熬过了令人心疼的后半生。在一次次癫痫发作的痉挛中，他一边抗拒着死神的召唤，一边像约伯一样等待着上帝新的考验；他身处沉重的债务中，像猎物般被追赶得走投无路，但它并未低头任人宰割，而是龇着牙表达自己的抗议和不满；在与生活和命运的抗争中，他被打倒、被玩弄，但他依然像黄牛一般在黎明降临时开始耕田劳作。人们抱怨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们看到太多的残酷、罪恶乃至变态，但他作品中展示的这些丑恶百态，实是作家本人生活过的现实。谢列兹涅夫让我们看到了文本现实和作家生活现实之间的对应和关联。正如“在人生的中心写作，也把写作当作人生的中心”［2］的卡夫卡一样，这两位跨越时空的伟大作家都将生命与写作融为一体，也都殊途同归地走向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并非只有残酷、黑暗的一面，我们在阅读时常能感受到他冷酷下的温热，严肃下的欢悦，比如，他对孩子的描摹。在他的笔下，孩子像上帝般纯洁无私，是人间至爱的集合体，不可亵渎。

“你喜欢孩子吗？”

“喜欢。”基里洛夫愉快而又冷淡地答道。

“那么你也热爱生活？”

“是的，也爱生活……”［3］

这是陀氏的《群魔》中基里洛夫与斯塔夫罗金的一段对话，从“喜欢孩子”到“爱生活”的过渡竟那么自然，“孩子”在基里洛夫的世界里，成为通向“生活”、通向永恒、通向幸福的桥梁。［4］在基里洛夫自杀的前一刻，他甚至否定了上帝，但并未否定孩子。

的确，无论在作品里还是在生活中，陀氏对孩子的爱都表现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但上帝似乎真把陀氏看成了现实的约伯。大女儿索涅奇卡的出生了却了作家当父亲的夙愿，可这个被他视若珍宝的小生命仅三个月就夭亡了。长女的夭折只是将作家拉到了悬崖边，而儿子阿廖沙的死，却将他带至绝望的深渊。谢列兹涅夫为此写道：“这使他震惊，把他的心撕成了碎片，搅得脑子里乱得要命……心泉本来就干涸了，如今更像是一块久旱的土地……为什么会降下这样的惩罚？……人的痛苦心灵迷失在宇宙空间那死寂的毫无意义的寒冷中，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孤独，无依无靠，四顾茫然。”［1］436传记作者的“移情”再次禁不住显现。

二、爱情玫瑰的凋零与绽放

在茨威格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传记中，我们看到了他为读者还原的陀氏的生平、遭际、创作、信仰等方方面面，但令人讶异的是，作家的感情生活茨威格并未涉及。谢列兹涅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很好地弥补了茨威格给读者留下的这一空白。当然，读者从陀氏的爱情经历获得的观感与人们赋予“爱情”这一语词的先见曼妙并不相符。

谢列兹涅夫的叙述不仅自始至终穿插着陀氏的爱情琐事，还对陀氏一生中两次至关重要的爱情经历作了重点论述，并分别以寓意性的题目“爱情和码头”来命名。难不成这部基调“悲惨”的传记要以浪漫美满的爱情点缀其间？这或是一般虚构作品的陈词滥调，在谢氏的笔下，一切仍是悲剧性的。

对儿时异性玩伴萌生好感是人类最单纯无邪的情愫，但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给他的生命带来美和幸福的纯洁小天使，不幸在花园中惨遭醉汉奸杀。这一事件打破了作家眼中对世界善好的所有幻想，并产生使他一辈子都无法走出的心理阴影。年少时给他带来春心萌动的卡捷琳娜后来竟成为父亲的情妇。曾与他甘苦与共、相依为伴，并与他擦碰出爱情火花的阿玛丽娅却突然间嫁给了同样穷苦的中年男人。

如果说这三次感情受挫在陀氏心中的碰撞只是他尝试去品尝爱情时的无疾而终，那么爱上帕纳耶娃则应算是他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爱情。因《穷人》一举成名而得以出入上流社会的作家既无殷实家底，更无英俊样貌，在面对那些身份高贵而又极具教养的女性时，他不自觉地陷入单相思之中，并深感自己的渺小与无能，如同刚来到巴黎的他的前辈卢梭。当他沉浸于对帕纳耶娃的毫无希望的爱情痛苦中不能自拔，鼓足勇气准备开口表白时，却被与他同岁、同样贫弱的涅克拉索夫捷足先登。这个事情对作家的影响深远而又剧烈，以至于“他跑去了妓女的怀抱里，去抚平自己受伤的自尊心”［5］。正是由于这些经历，我们才看到了“地下室人”狼狈不堪地跑到妓院里寻求慰藉，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请求索尼娅跟他一起背负十字架，看到德米特里要带着格鲁申卡一起赴西伯利亚服苦役……［6］谢列兹涅夫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情经历与他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玫瑰第二次绽放指在服役期间他与第一任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的相遇。当伊萨耶娃还是别人妻子的时候，他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奋不顾身地为这个女人付出一切。1857年，两人登记结婚，然而只有陀氏一人当局者迷，旁观者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只是把他当作保障生活的手段。果不其然，婚后的生活并未给他带来任何心灵的慰藉，倒是平添了不少麻烦和空虚。在谢列兹涅夫的笔下，我们看到，陀氏的婚后生活没有一丝平静和温暖，他整日置身其中的都是压抑、杂乱、喧嚣的家庭氛围，任凭他怎样努力，收获的都只是妻子叫苦连天的责备、吹毛求疵的态度和无休止的奚落谩骂，更主要的是对他的文学创作的无情踩踏。这才有了他在《涅朵奇卡》中对“偶然的家庭”的刻意书写，在《舅舅的梦》中，家庭是虚伪并充斥淫荡的，在《群魔》中，家庭不复常态并正在走向分崩离析……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辈子的爱情与幸福都没有可能再眷顾他的时候，上帝又为他派来了一位“邪恶的精灵”。波丽娜·苏斯洛娃主动献上的突如其来的爱情，给陀氏这个疲倦的旅人带来了“水和食物”，滋润了他本已干枯的爱情心田。然而这段感情并没有迎得玫瑰的绽放。苏斯洛娃满怀激情的浪漫主义气质注定在这场爱恨交织的爱情中不会为陀氏作出任何理解和牺牲。两个人在一起时如胶似漆，可有家室的他对她毕竟不是完整的，他总会迫不得已留下她孤单单的一个人，这时她就会把他当作敌人一样恨他、折磨他、报复他。就这样，一个并不完全属于自己的男人在这个渴望着情人的女人心中，过失越积越多。果然，当陀氏以单身的身份匆匆赶赴巴黎追逐她时，这个女人早已移情别恋。这段幸福与折磨并存的爱情经历，造就了他后来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爱虐并存的爱情”主题。我们会发现，《赌徒》中的波琳娜在爱着自己恋人的同时，又在折磨着他。而《永远的丈夫》中特鲁索茨基面对妻子的背叛，背负屈辱，折磨别人，同时也拿锥子刺向自己。

遇见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幸运，是他几要凋零的爱情玫瑰的一次最绚丽的绽放。谢列兹涅夫把他与安娜的这段“码头”爱情作了聚焦式讲述。兴许是作者也欣慰于这个被生活、爱情无情抛弃的流浪汉苦苦漂泊了45年终觅属于自己的港湾吧！这个真正用心爱着他、将自己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陀氏的女人，陪他走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担当起他生活上的伴侣、事业上的战友、理想上的同志，为他那颗漂泊无依、受苦受难的心找到了可以永远停靠的码头。

谢列兹涅夫通过故事化的叙事，细致入微的笔触，为我们还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而又充满伤痛的情感世界：他用整整大半生的时间挣扎于被带刺的玫瑰划破的血泊中，并终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满负伤痕地等来了绽放的时刻。恰是谢列兹涅夫对陀氏情感世界的重构，使我们看到作家小说世界的另一面相，并继而对弗洛伊德的观点有了更深的理解。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讲，谢列兹涅夫对陀氏的心理刻画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如同人们对陀氏“心理现实主义”的准确定位。

三、“残酷的天才”与“温柔的先知”

谢列兹涅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着墨甚多的是对陀氏作品当代性和未来性的呈现，透过这一呈现，我们既看到作家在当时遭受的种种不公，更感佩于陀氏作为先知式思想家的深刻与超前。米哈伊诺夫斯基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冠以“残酷天才”的称号，高尔基承继这一说法，又给陀氏增添“恶毒天才”的评价，称他总是喜爱描写黑暗的、丑恶的灵魂。“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批评界眼中几乎总是残酷的、病态的。”［7］76从某种程度上说，陀氏可谓病态文学写作的鼻祖，正如他自己所讲的：“我们这个社会骨子里就有病，存在着病态。”［8］他写病态心理是要写出社会的本质，人骨子里的秘密。他揭露了社会病态的根源：封建专制的残酷、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冷酷，但他不仅仅停留在这里，而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写出了人的本质与存在的矛盾、善与恶的斗争、爱与恨的选择，在此意义上，他属于“整个世界和整个时代”［9］。他作品里的残酷是因为他骨子里对人类的深深的爱；现实中缺乏爱，因而他只能在作品中描写刻毒的恨。这就造就了陀氏的矛盾：“残酷的天才”与“温柔的先知”。

对于陀氏来说，正是由于与生俱来的复杂性，对传统现实跨越的超前性，以及对人类心灵新大陆开垦的深刻性，他每一部作品的问世，总能引发轰动，但遗憾的是，这轰动还会夹杂噪声和谩骂式攻击。《穷人》甫一发表，就惊动了整个彼得堡读书界，“新的果戈理”“不凡的天才”“奇迹”的赞誉蜂拥而至。但与此同时，他还听到了令其失眠的恶评：自以为是的“天才”，作品“四不像”，“文学小偶像”。就连他文学生涯的领路人别林斯基，也开始质疑最初对他的“天才作家”的判断，渐渐与其分道扬镳。这对于文坛新手，该是何等的煎熬。

此后陀氏的创作遭受的更是接连不断地被误解和否定。《裂变的人》中的幻想者被无情碾压；《斯杰潘契科沃村》先后被《俄国导报》和《现代人》退稿；《死屋手记》一出版即获得超出预想的震惊效果，甚至为他赢得“俄国的但丁”的荣誉，可紧接着，他就为破产、债务所逼被迫漂泊异域；《地下室手记》刻画的丑陋畸形的“地下室人”不但未被接受和理解，还被冷嘲热讽地称之为作者自画像；《罪与罚》后来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但当时的评论界只看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疯子”形象；《白痴》最初未被接受，却为他赢得了“白痴”的称号；《群魔》面对的同样是众口一词的攻击：“病态情绪的幻想”；凝聚其多年思考，代表着一生最高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面临着刻薄外行的攻讦……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普希金演讲”事件，陀氏的演讲刚结束时，人们给予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作家以为他终于和评论界达成了和解，但很快，风向就发生了改变，诋毁和谩骂接踵而至。谢列兹涅夫对此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述：“仿佛原先的掌声、拥抱和亲吻突然一下清醒过来，脱离了魔力的影响，人们变得更恶毒了。他们恨自己，也恨他，就因为觉得自己简直是犯了傻，怎么会中了这个疯子的魔。多家报纸报道了典礼的情况，昧着良心把他发言的内容歪曲得面目全非，并对他本人作了更没良心的评论。”［1］475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而癫痫发作，症状比以往要严重得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对自己与批评界的关系如此评价道：“发表出来的文学批评，即使是夸奖我的（这很少见），对我的看法都过于轻率和表面化，以至于好像根本没有发现我带着心痛独创的而且真正发自内心的东西。”［8］79陀氏用尽了一生的气力在写作，在与人争吵，在苦苦寻觅，却至死也未与同时代的人们实现和解，未寻得思想上的真正契合者。

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代，是一个即将从溃灭走向新生的时代，是恶魔与先知共存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用那双单纯的眼睛和上帝赐予的天才般的头脑发现了俄国面临的困境，以及人们的精神痛苦。天才总是孤独的，他以自己的聪慧和敏锐认识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局限、斯拉夫派的保守、西欧派的放荡与浅薄，他孤零零地捍卫并坚守着主张全民团结一致、共同追求充满基督精神的公正、平等、博爱的“俄国社会主义派”。他超前地预见到依然轰轰烈烈上演但流于形式、缺乏理想的政治游戏的必然失败；他一针见血地提出解放农奴是俄国走向伟大未来的第一步，并揭露席卷而来的资本主义之弊病，号召人们坚持真善美的信念，大胆去追求真理。今天的我们，回头审视俄罗斯的历史，难免惊叹于陀氏的超前与深邃。

如果我们将19世纪俄国著名的三位小说家拿来作一番比较，或许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简略的图画：托尔斯泰总是对我们带着冰冷的同情，他要求我们品格高贵，要求我们在这里牺牲一点，以便将来在那里少受一些苦；契诃夫则经常以哀怜的眼光望着我们问：“噢，朋友，你为什么如此生活呢？”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深知人之所以如此生活，乃是因为他们如此思想，同时深知除非他们陷入穷途末路，否则，他们不会改变思想。因此，他狠辣辣地问道：“你知道你是谁吗？”的确，这是一个令人们的灵魂不得安宁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不喜爱他，甚至觉得他“残酷”，但又不得不尊敬他、佩服他，正是因为他的“残酷”里透露出人间的温情。

注释

［1］［苏联］尤·谢列兹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M］．徐昌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曾艳兵．卡夫卡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11．

［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M］．臧仲伦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387．

［4］甫跃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孩子［J］．名作欣赏，2014（1）：59．

［5］［美］马克·斯洛宁．颠狂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29．

［6］田全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复旦大学［D］．2003：76．

［7］顾宏哲．批评之镜：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经典在俄国的生成［J］．俄罗斯文艺，2017（2）：76．

［8］［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M］．冯增义，徐振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389．

［9］曾艳兵．价值重估：西方文学经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