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瑞 张卫波

【导 读】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批准出版的第一部经典党史著作。该书史料丰富，有质有文，明白晓畅，不仅是一本优秀的党史教材，还是一本党史的科学论著。这为研究党史和写好党史提供了一个范本。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党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1991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不仅为广大党员干部系统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提供了依据和参考，而且为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可谓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初创”之作、奠基之作。对此，胡乔木在该书“题记”中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在这以前，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同样的书，的确没有写得同样好的书”。［1］2-3

一、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前前后后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撰写和出版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该书的编写，最初由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于1985年3月成立，由杨尚昆任组长，胡乔木、薄一波、邓力群和胡绳任副组长。1988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曾提出这个任务。当时考虑最好能写出一部篇幅不太大的党史简本，以便于广大干部、党员阅读。1990年3月8日，“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薄一波、胡乔木、胡绳等人发表讲话，正式提出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国际又出现东欧剧变，社会上思想比较混乱，很多人感到困惑。鉴于此，薄一波在会上发言说：“现在我们急需有一部好的党史，写出来供大家看。现在是越来越需要，因为参加过这些事情的人，听到过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刻不容缓。”他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写一部党史留给后人看，指出：“这部党史是不容易写的。我想尽我们的力量写一部历史，要写得真实。”“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写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留给后人看，也有现实的意义。”［2］3-4

对于薄一波所提出的“编写一部正式的、好的、真实的中共党史”的提议，胡乔木深表赞同，并就如何加强党史研究、宣传和教育问题提出了一些要求和建议。他提出，党史研究工作是一项“战斗性的工作”，认为“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将来。我们是为现在而研究过去的，我们是为将来而研究过去的。我们的工作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同时，他强调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认为“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历史的真相本来就是这样的，可是敌对势力硬要抹杀、歪曲、污蔑过去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真相，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3］

胡绳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党史研究的工作重点。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很重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明年是建党70周年。前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后面42年是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很多历史还要深入研究，党的许多好传统是这个时期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许多经验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面向现在，面向将来，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说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什么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什么唯一正确的道路是要走社会主义？这许多根本问题，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同时，他强调“要重视建国以来的党史”，指出：“相对说来，多年来对建国以后的党史研究比较薄弱。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因为已经40年了。党史、国史也很难分开。我们的研究工作进行得还很薄弱。建国以后历史的研究和当前现实的关系更不用说是非常密切的。”他认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不仅要重视资料的整理和使用，还有个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在他看来，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挫折和失误，要辩证地看待，指出：“不能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一团漆黑，犯错误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2］14-15

据参加会议的金冲及先生回忆：“会上没有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个书名。后来因为第二年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邓小平为准备出版的大型画册题写书名时用了这几个字，就决定这部简明的党史也用它作为书名。”［2］4

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撰写工作正式开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谈话精神，首先起草了一个大纲。4月20日，胡乔木看了大纲之后，就该书的撰写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他说：“要提出一个能够贯穿七十年的思想。考虑到当前要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抄老本子就可以做到。不要想得太简单了，要提出一些见解。没有见解，这本书人家就不要看了。”他认为，“七十年要贯穿一个思想，就是中国要搞革命，要搞建设，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的实际怎么结合起来，要进行探索，要靠中国人自己起来了解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下正确的决心”。在他看来，“就基本方向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直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尽管犯了错误，还是要为人民谋福利，把中国推向现代化。整部书要有这么一个思路”。他特别强调要写出新意，指出：“要使人看了觉得有新意，要说清楚发展的脉络。”［2］25-26

5月，大纲初步拟定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集中力量投入编写工作。当时具体执笔者包括：沙健孙（第一、五章）、金冲及（第二、三章）、王秀鑫（第四章）、戴鹿鸣（第六章）、周承恩（第七章）、席宣（第八章）、郭德宏（第九章）。8月27日，胡乔木又同胡绳、邓力群等人谈了书的大纲。该书原本是胡乔木“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后来因身体原因，就由胡绳来主持编写。［2］33

胡绳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在文化理论界具有很高声望。他不仅撰写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枣下论丛》《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著作，而且参与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许多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在胡乔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胡绳无疑是组织、主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编写工作的最合适人选。10月底，胡绳开始准备接手主编该书。11月9日，胡绳同金冲及、沙健孙谈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第一、二、八章初稿的意见。他说：“写《七十年》，我有点力不从心。总体上是一本书，要有人通盘修订。第一步，先将民主革命时期写出来。我还是当总编辑。”12月初，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也开始参加该书的编写工作，并主要负责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两章。［2］44

1991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初稿基本完成。鉴于全书各章出自众手，在彼此互相联系和行文的一致方面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在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的写作过程中，在如何安排材料、如何立论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工。自1月上旬起，除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沙健孙、郑惠等人以外，胡绳还请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龚育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等人，齐聚玉泉山，开始集中精力修改初稿。6月下旬后，又增加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参加修改第九章。此次改稿任务十分繁重，修改幅度非常大，有些章节的内容几乎是重写。改稿任务的具体分工是：金冲及负责修改第一、三、四、五章，沙健孙负责修改第二章；龚育之负责修改第六、七章；郑惠负责修改第八章。第九章由多人修改，胡绳负责第一、二、七节，沙健孙负责第三节及第六节前半部分，王梦奎负责第四、五节及第六节后半部分。胡绳写结束语，并统改全稿。另外，郑谦、张化、杨青、宣玉江、于国宁等人参加了书稿的材料提供、查阅、核对及其他工作。据金冲及回忆：“在改稿过程中，胡绳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他不仅反复阅读各章的初稿和改稿，随时动手进行修改，并且举行了十多次讨论会，有时在上下午连续举行，主要是由他讲话。一般来说，第一次是他看了某一章的初稿后，谈了他认为应该修改的意见，然后由负责修改该章的人进行修改，第二或第三次是他看了改稿后再次谈还需要做哪些修改，经过负责修改的人再次修改，最后由他自己动手，仔细修改定稿。”6月29日，在改稿任务即将完成之际，胡绳在玉泉山专门写了一首题为“初夏”的诗以示纪念。他写道：“园深草长树成峦，叶茂荫浓顿觉寒。不是花时空斗艳，枝头新果累如丸。”［2］55-56可以看得出，胡绳在全书初步完稿后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写作和修改，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也高度关注。胡乔木、薄一波、邓力群等人都看过部分稿子，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按照原定计划，《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要在1991年7月10日之前出版。但是，考虑到全书有些章节的修改还没有完成，为了保证书的质量，没有赶时间，而是实际上到了当年7月底才完成全部书稿。

7月28日，胡绳将书稿清样送交胡乔木审阅。虽然胡乔木当时身体已经比较虚弱，但是仍然坚持看完了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并提出了许多具体修改意见。据胡乔木的夫人谷羽在《五十余年共风雨》中回忆：“乔木对这本书很重视。胡绳劝他不着急，看身体情况，慢慢来，着重看七、八、九章就行了。他一拿到清样，又不顾一切了。虽然由于病情加重和药物反应，他经常头晕、恶心，但他还是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把这三章看完了。他在清样上做了许多修改，有的地方是成段地补写，写得十分精彩。他还写了许多小纸条，就某一事件的史实或论断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又找胡绳来谈了很久。胡乔木对这部书稿做了很高评价，言谈之间显得十分高兴。他深情地对胡绳同志说，要赶快将书印出来，我要对这本书表示负责，要写题记肯定这本书。”8月8日，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开会，审议并批准该书出版。8月底最后定稿，书名由邓小平题写。胡乔木专门为该书写了《题记》。对于这篇《题记》，胡乔木反复修改，倾注了很大心血。谷羽回忆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那篇《题记》，开始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请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代他起草了一稿。他看了之后，亲自动手修改。他反复改了好几遍，才算定稿。定稿几乎是全部重写的。在外人看来，像乔木这样的大手笔，文章还不是一气呵成吗？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乔木的文章总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写成，有时直到送去排印时还在修改，几乎没有‘定稿’的时候。他常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这篇《题记》，是乔木一生写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后来听说钱钟书读了甚为欣赏，誉之为‘思维缜密，词章考究’。”［4］

1991年9月5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正式出版。虽然该书没能赶在当年七一建党节前出版，但是，仍然没有失去纪念的意义。出版之后，受到了广泛关注，很快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了解党的历史的基本书籍。

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几大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胡乔木称赞该书：“正好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1］1-2“这一本书是党史工作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成就。”［2］177具体而言，该书有以下特点：

第一，该书首次简明而完整地描述了党的70年历史的轮廓。在此之前，尽管有关党的历史的书不在少数，但是，真正完整地回顾党的历史的著作则很少。特别是同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进行总体描述和论述的著作几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则从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谈起，一直写到1991年7月江泽民发表庆祝党成立七十周年的讲话，比较系统全面地回顾了党的创建、发展、壮大的过程，并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全书分为9章，共48万余字。其中，第一章至第五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部分，着重论述了党的创建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第六章至第八章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部分，着重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相交织的曲折发展过程；第九章和结束语，通过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开展，着重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与发展。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党史著作相比，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完整、全面、权威。尤其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后党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回顾。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所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局限，进而使读者对党的历史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清晰、全面的认识。

第二，该书着力突出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评述。该书是党的历史的系统回顾和总结，不是一般的史论，因此，全书一方面把党的历史的重大事件的经过如实地、扼要地写了出来，另一方面又以材料和史实为依据，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本质进行评判，从而区分历史的主流和支流。例如，对于延安整风运动，该书在第四章第八节专门对延安整风发动的原因、任务、过程、内容及影响进行了梳理、分析和论述。其中，既谈到了整风运动对党的建设和发展的积极影响，又谈到了整风运动期间一度出现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并强调：“这个错误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不能因此否定整风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1］175正因为如此，所以胡绳后来在谈到该书特点的时候，就强调该书有历史感，不是材料的堆积，“它以我们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总的依据，但又不只是重复其言语，而要在组织材料和论述上有新意”［5］479。

第三，该书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的基本经验。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时，该书认为党的领导至为关键，指出：“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在总结28年革命经验基础上，该书引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话，重申了“三大法宝”的重要性，认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1］231-233。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到1991年的42年历史，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该书结束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它从来能够总结错误的经验，从错误中学习，通过错误的教训更提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纠正错误，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1］487

第四，能够澄清党的历史上一些模糊或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关于党的“一大”代表的人数究竟是12人还是13人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胡绳在修改书稿的时候，特别强调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12位。他说：“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有几个人的问题。应该说有12个代表。包惠僧当时正在广州，陈独秀叫他也来。所以参加会议的有13个人，但不是代表有13人。”［2］119鉴于此，再加上共产国际档案以及毛泽东的批注，都能证明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是12人。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谈及党的“一大”代表时，明确指出：参加党的“一大”的有“12名代表”，“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的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1］23这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人们的认识。

第五，该书“集合众长，统一条理，成为一家之言”，使读者觉得可读、可取、可信。正如胡乔木所说：“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1］2在编撰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虽然是一部由多人参与撰写的著作，但是，经过反复修改，文稿最终已经高度融合，浑然一体，自成一家之言。这使得读者不仅可以了解一些基本的史实，还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引发思考。

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代表了同一时期党史著作的最高水平。该书既史料丰富、逻辑严密，又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毫无沉闷之气，能够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正如王震在给胡绳的信中所说：“你主编的这部书为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好教材。”［6］1

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后的各方反响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仅一个月时间，发行量就超过500万册。在广东，图书一上市甚至出现“一抢而空”的情况。199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研究室还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座谈会。80多位学者出席了座谈会。会上，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薄一波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比较突出的长处是“既简洁又全面，不少地方分析、提炼、概括得好，使人读后不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让人感到了其中的内在的逻辑联系。”在他看来，“写出这样比较严谨的著作，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根底，是弄不出来的。因而，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好的新起点”。胡乔木在发言中也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本书确实把党的70年的历史都简要地写出来了。在70年里，党曾经进行过哪些斗争，取得过哪些成就，犯过哪些错误，书中可以说大致写得一目了然。没有吞吞吐吐，含糊其辞，既没有歪曲，也没有夸大和贬低。”［6］4-5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后不久，就获得了“第三届吴玉章奖金历史学特等奖”，2001年又获得了“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荣誉奖”。时至今日，虽然过了30年，但是，该书仍然是党史学习和研究的必读图书。截至2020年年底，该书已经重印了近20次。那么，这部党史著作为什么出版后，会如此吸引读者而经久不衰呢？这固然是因为思想理论界需要这样的书，读者很需要了解党的历史，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本书质量比较高，有权威性。正如胡乔木所说：“固然，对党的历史上的大问题，党中央已作出过明确的结论，这是这本书的指南，过去党史论著也对党史上的许多具体问题作过多方面的探索。但是这本书的特色，却在于它并不满足于重复或者引申已有的结论和研究成果，作者就党的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书中引用的资料很多也是第一次使用的。”［6］5-6

的确，全书在回顾和梳理党的70年的历史时，不仅注重描述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十分注意探究历史背后一些深层次问题。在分析探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左”倾或右倾错误的根源时，该书侧重从时代背景、党的发展规律等角度挖掘深层次原因，强调这些具体的错误，固然“同党的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认识有关，同第三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关，但总的来说，在中国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下，党在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从这些错误中，可以看得出中国革命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5］480。

该书在论述民主革命时期历史时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意到了“中间派”或“中间层”的重要性。在书稿的修改过程中，胡绳曾多次强调要关注庞大的中间派，认为他们是“无声的群众”。他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容易写成中国革命中只有两大营垒的对立：反动的，革命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毛主席开始就说还有中间派。中国的事情，阶级、政治势力有三个营垒：革命的；反革命的；还有很大的中间层，色彩多种多样。这些中间层，政治上力量是弱的，但数量是庞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一开始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大量的中间层摇摇摆摆，有各种色彩。中国革命遇到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影响、团结中间层，这是统一战线问题。如何又团结又斗争，总的是团结。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样才能成功。”［2］59鉴于此，书稿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都有所论述，特别对如何团结中间派都用了不少笔墨。比如，在谈及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时，就谈到了共产党员胡愈之对邹韬奋的团结和帮助，共产党员陈翰笙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以及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同中间派的合作。［1］103-104这都让人耳目一新。

在分析1956年至1966年这段历史时，该书认为：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同时，十年探索中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积累起来的这些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做了一定的准备。［1］361-362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两种趋向”的观点，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周承恩是该书第七章的撰写人。在回忆这一观点的提出和形成过程时，他认为龚育之的修改意见发挥了主要作用。在《龚育之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他说：“在修改第七章时，老龚提出的创新见解很多。最著名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两个趋向’的观点。这一观点，虽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乔木的文章中已有所涉及，但都不甚明确，更没有展开论述。正是在修改此章时，老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深入具体地对此问题做了精彩的论述。尽管对‘文革’前十年的历史，究竟是正确趋向为主，还是错误趋向为主，在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大都认为，用这种观点来观察‘文革’前乃至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都较为容易理解了。”［7］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不仅是“一本优秀的党史教材，一本党史的科学论著”，还提供了“如何研究党史和写好党史的一个范本”。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所说，该书“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有质有文，新意迭见，明白晓畅，严谨切实。如果可以把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看作中国共产党建国执政后中共党史学的开创之作，那么1991年问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则以其同样意义而成为新时期党史学的良好开端。”［6］21

［本文为北京市教委一般项目“全媒体时代网络编辑的职责、能力与素养”（04190118002／02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8-389．

［4］胡乔木传编写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393．

［5］胡绳．胡绳文集（1979—199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6］《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发言摘登［J］．中共党史研究，1991（6）．

［7］周承恩．龚育之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N］．学习时报，2010-1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