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人事教育处，云南 昆明 650034)

范文澜先生曾说过：“‘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1)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65页。因此，历代学者不可能不研究经学，而研究经学也不可能不涉及到同出一源的史学、涉及到经史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关于经史关系的论述，主要讨论的是二者的尊卑，这种讨论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2)黄海涛：《从经史不分到经史分途：先秦两汉经史关系的转变及原因》，《理论月刊》2020年第6期。。此后关于经史关系的研究虽有拓展，但主要侧重于讨论经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对史书编撰过程中的经学影响关注不多、研究也不够深入。如许凌云先生认为：“孔子、儒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的则在思想方面。”(3)许凌云：《儒学与中国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吴怀祺先生强调：“不研究经学就不可能理解史学，特别是不可能理解那个时代的史学思想。”(4)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页。故此，本文以汉代为例，从史料的来源与取舍、史书体例的形成、治史方法的选择等几个方面，专门探讨经学对史书编撰过程的影响。

一、“考信于六艺”：经学与史料的来源与取舍

汉代经学的繁盛推动了儒家经传的复出、诸子百家著述的再现，为史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司马迁著《史记》，虽搜求广泛、采录宏博，但最重要的还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5)《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3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