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银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诸子学的近代复兴，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一个关键性事件。而这一事件与梁启超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尤其是1922年梁启超在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坚持的“老先孔后”说进行批评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1)从学说史的角度来讲，除了本文要讨论的“《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之外，梁启超还曾于1902年正式提出过“孔北老南”说，该说的意义在于“置孔子和诸子于平等的位置”，“促进了诸子学摆脱经学的束缚”，从而“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参见宁腾飞：《梁启超“孔北老南”说的建立及其意义》，《史学月刊》2019年第2期。该说一经问世，立刻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老子及其《老子》年代问题的大讨论。而且这一学说不仅进一步破除了笼罩诸子学研究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还推动了学术界关于整个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的大讨论。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复兴，甚至推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关于“《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过往学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2)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徐洪兴：《疑古与信古——从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回顾本世纪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熊铁基等：《二十世纪中国老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5—92页；陈文采：《“老子年代”问题在民初(1919—1936)论辩过程的分析研究》，《台南科大学报》第26期，2007年9月。，但这些成果至少还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未能对该说的学术渊源尤其是其所凭借的域外学术资源进行寻本追源，以致在该说是如何建立的问题上仍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