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蓉艺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司马迁的“穷愁著书”说与曹丕的“穷达著书”说是两个不同的著书观，这种由“穷愁”到“穷达”的变化不仅与两人独特的经历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著书观背后所包含的深刻的时代因素和文化思想的变迁。从“穷愁著书”到“穷达著书”，表现了人们对文学的进一步认识，是文学地位的上升和对人生不朽价值的追求，对生命意识的自觉思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联。通过分析这两种著书观的变化，可以清晰地了解这两种著书观念，以及文学发展与时代观念的深刻联系，明晰文学逐步发展的线索，体会到文学与个体、与时代的价值同构。

一、穷愁著书说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1]是穷愁著书的出处，是指文人在愁苦不得志的情况下，发愤著书，使其作品更加深刻，成一家之言显扬于后世。穷愁著书有着多重的内涵，一方面穷愁是指文人创作的环境状态，是在穷困愁苦的条件下进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是作者的创作心态，是在愁苦、孤愤、不得志的满腔愤懑中创作。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这种愁苦孤愤已经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有利条件。在司马迁看来，若虞卿没有陷入穷愁之境，则不能著书以传于后世。这种说法虽显绝对，但不可否认，穷困潦倒、仕途不遇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而司马迁的穷愁著书说也是突出了“不遇”这一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