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桦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1331)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杨振声的《玉君》如同杨振声本人一样，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是 “销声匿迹许多年”[1]的。无论是学生时代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杂志以助新文学一臂之力，还是学成后大力推动国内多所高校文学教育现代化发展所作的贡献，杨振声都应当像作家萧乾所说的那样“他是不应该被遗忘的”[2]。与之相对应，曾经在文坛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及作为学界公认的杨振声的代表作《玉君》，也理应受到历史的铭记和重视。

《玉君》自1925年发表以来，就在被批评与被肯定之间艰难生存，直至后来完全被忽视，这其中的原因着实值得认真辨析与考究。本文旨在尽可能地接近历史批评的真实，细究不同时代不同批评立场背后隐含的种种诉求，重审《玉君》从神坛跌落谷底而后重浮历史地表的影响因素，以期梳理出学界对《玉君》批评的流变轨迹和特点。这既是属于《玉君》单部小说的批评历史，同时也可以此为镜像观照“五四”至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局部情况。

一、1920年代：“理想新文学”的两种想象与《玉君》的批评

在《玉君》正式面世之前，《现代评论》1925年2月28日第1卷第12期即已预告《玉君》将要出版的消息：“《文艺丛书》第一种杨振声的长篇小说玉君准下星期出版。”随后，在1925年3月7日第1卷第13期，《现代评论》宣布《玉君》正式出版了，且以悬念的方式介绍了小说的故事梗概，言语极具诱惑力。据此，一方面可以看出《现代评论》对《玉君》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现代评论》的造势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玉君》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