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

2012年，我的三首短诗和策兰那首大名鼎鼎的《死亡赋格》英文版一同发表在美国加州大学英语系《Arroyo文学评论》杂志春季号“翻译”版块——这期只有我们两个外国诗人。我知道这只是一次巧合，没有任何命定的意味。只能说，得益于我诗歌的三位英译者——叶春、Melissa Tuckey和Fiona Sze-Lorrain出色的翻译，《Arroyo文学评论》抬举了我一回，让我做梦般和我热爱的这位诗人邂逅。

实际上这也是两位策兰译者的一次邂逅：早在2003年我就初译了一百三十多首策兰诗歌，而这期《Arroyo 文学评论》上《死亡赋格》的英译者恰恰是约翰·费尔斯蒂纳（John Felstiner），英语世界著名的策兰诗文译者和策兰传记作者，我的这部《策兰诗选》最需感谢的人就是他——一些作品转译自他的英译或借助他的英译解决了疑难，而他的《保罗·策兰传》（李尼译）更是我翻译过程中一部重要的参考书，也可以说是一根重要的拐杖。

精神上我似乎可与策兰息息相通绝无窒碍——他倾注大量心血翻译的诗人恰好都是我所热爱的——从叶赛宁、曼德尔施塔姆到阿波利奈尔和勒内·夏尔。他引为精神上的兄弟的曼德尔施塔姆更是我经常想起的诗人——巧合的是，策兰是德语世界第一位曼德尔施塔姆诗选译者，我是中文世界第一部较全面的曼德尔施塔姆诗选译者（第一部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中文译者是智量先生，遗憾的是他翻译得太少），尽管那部译诗集我一直不满意，但曼德尔施塔姆的声音在策兰那儿有着怎样的回响，我已经能直觉到，也能找到部分直接的凭证。但这绝不意味着我在翻译策兰时会有什么优势。实际上没有谁敢说自己与策兰息息相通，可以绝对领会他诗中深藏的含义——那种既是声音的、又是空间的，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既是政治的、又用卓绝诗艺摒除政治痕迹的，既有刹那的一口气、又蕴含广袤之永恒的，并且时常浮现出六边形大卫之星和意第绪语与希伯来语的伟大诗篇。

我能辨认出他诗歌中无处不在的沉默、结巴、吞吞吐吐以及反复出现的灰/灰烬/骸骨、外邦人、烟、深渊/深坑/裂缝和站立等字眼。对我来说形同哑谜的是在他画出的那个圆里的很多东西，那是外人难以进入难以了解的，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尤其难。阻碍我的，是我对于他深陷其中的犹太之根、犹太之母体的陌生，是反复出现的杏仁、姐妹、字、名字、手、不/绝不、你、白、石头、沙、真——背后是从《圣经》到《塔木德》，从卡巴拉到哈西德以及犹太人命运史或劫难史这样一条长河。尽管大二时我就试译过《雅歌》，但对于《圣经》的涉猎也就到此为止，没再往前推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实际上我读书时的南开中文系主任朱维之先生就是《圣经》文学专家，我的学年论文导师张镜潭先生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出版的由朱维之先生主持的《圣经故事集》编译者之一。错过向前辈请教的机会，如今尝到入宝山空手归的苦味。之所以说费尔斯蒂纳的《保罗·策兰传》是我的一根拐杖，就因为绝大部分困扰我的问题，幸亏有他提前给出了答案，竖好了指路牌，才得以解决。

对犹太文化所知有限，对《圣经》了解不足，当然是障碍，但策兰诗歌那种对于犹太人命运的忧心如焚和满腔悲愤、那种对于犹太文化的绝对信念、那种即便碾为尘埃也不屈从的生命意志，还是能够突破迷障，扑面而来——如果翻译没有出现重要的纰漏和扭曲，没有在原本的隐晦上增加新的隐晦，没有在原本的曲折上添加新的无方向的曲折，策兰部分诗歌的内核毫无疑问可以立即被我们领会。二十世纪涌现了很多伟大或出色的犹太作家和诗人，卡夫卡、巴别尔、辛格、贝娄、罗斯、金斯堡，包括出生于英国崛起于美国的莱维托夫（她的家庭与哈西德教派相关）和不久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格吕克，但像策兰这样终生为犹太人的命运揪心，终生抱持着犹太文化的种子不可毁灭的强力意志的作家和诗人，似乎较少见到。他是政治的，但不能因此说他是政治诗人，因为他是穿透苦难的创造者。他是热爱犹太民族的，但不能因此说他是民族诗人，因为他罕见地将“我与你”这一始于马丁·布伯的重要主题包含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这个“你”既在根源性的犹太家族之内，又向着全世界敞开，正如费尔斯蒂纳所说，策兰的抒情诗要寻找“一个可称呼的‘您：诗人自己、他母亲、妻子、儿子、情人或朋友、死去的犹太人、犹太人的神、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奈莉·萨克斯、伦勃朗、罗莎·卢森堡、斯宾诺莎、圣方济各、以斯帖女王、布拉格的利奥拉比、李尔王、一棵树或一块石头、一个字、道、希伯来字母beth、巴别塔……”在策兰三十多年的诗歌作品中，词语du（你）总共出现约1300次。

考虑到二十世纪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革命性突破，策兰在作品中设置的难度并不令人意外，在他那儿属于家常便饭的词语自造，在前卫艺术家那儿早已成为日常语言。但在文学中，这样一种罕见的挑衅必然会让译者和读者大吃苦头。英译者绞尽脑汁，各显神通，完成他们对种种“路障”的跨越。在策兰刻意突出希伯来和意第绪的声音因而完全不可译的时候，他们通常选择保留原文、用注释解决读者追问的方案。

策兰诗歌在汉语中较完美的呈现，与曼德尔施塔姆一样，注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2021年1月28日，基本定稿的那天，我在朋友圈里说，“竣工了，战战兢兢，交作业”。热爱策兰的读者太多，对文字、声音和色彩都敏感的讀者太多，可能没有哪位译者敢指着自己的译文拍胸脯说“这才是策兰”。

《我听见斧头开花了：保罗·策兰诗选》共收录策兰各时期作品273首，译自以下四部英文版策兰诗选：

Paul Celan： Selected Poems， tr.Michael Hamburger，Penguin Books，1996

Selected Poems and Prose of Paul Celan， tr.John Felstiner， W.W.Norton，2001

Paul Celan： Last Poems， tr. Katharine Washburn and Margret Guillemin，North Point Press，1986

Corona：Selected Poems of Paul Celan，tr.Susan H.Gillespie，Station Hill，2013

绝大部分作品按策兰每部诗集出版年份排序，唯一例外是按英译者Susan H.Gillespie的处理，将《黯淡无光》放在《线太阳》和《强制光》之间。Susan H.Gillespie在她的策兰诗选英译本译序中说，策兰死后二十年出版的诗集《黯淡无光》（1991）包含了曾经出现在1968年出版的一部多人合集中的一些诗歌，和策兰死后发现的创作于1966年2月至5月（当时他正在完成诗集《线太阳》的最后篇章）、标题为“黯淡无光”的一组诗歌中的作品。

定稿的最后一刻，那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似乎解决了：《死亡赋格》中重复四次的那句——“死神是一位来自德意志的大师”。已经发布的多种汉译，都将德文的meister或英文的master译为“大师”。我最初也译为“大师”，但心里嘀咕了不止一次：“会不会是师傅的意思呢？”我想起王蒙在某次讲座中或某篇文章里提到（大意）：哪有那么多大师，更多的只是做拉条子烤包子的大师傅啊！被这份隐忧折磨着，我在最后一刻不抱希望地打开那本只读过几章的《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在第 249 页，赫然看到救命的这一段：

……但在《死亡赋格曲》和它几乎不能忍受的紧张中，在语言那沉重的节奏和所发生的极度可怕的事情之间的紧张中，他才直接提到集中营里和焚尸炉那个世界。“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师傅”这行字出了名，是的，它有着深刻的寓意。这一说法触及到了德国人最敏感、最痛苦的地方：触及到了他们特有的职业道德、高质量的产品、“价值工作”、高超的技能、工匠歌手和乐于助人的忠实师傅——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德国人的自我意识，那么或许是“师傅”这个词，现在，由于诗人的权威性，成了为屠杀承担责任的词，并永远染上了这个污点。

这应该是比“大师”更有说服力的阐释。想想德国制造，想想德国引为骄傲的对于每个公民几乎延续终身的技能培训和再教育，想想德国出品的克虏伯、钟表、啤酒、奔驰汽车乃至厨具，想想二战浩劫后西德短时间内有如神助的经济奇迹，这一切都离不开手艺高超的“德国师傅”。大规模清除欧洲土地上的犹太人，包括最后一道工序焚尸炉的操作，最需要的恰恰是“师傅”（熟练工种）而不是什么“大师”。

最后一刻之后的最后一刻，我决定将策兰1963年那部诗集的名字改为“从未存在者的玫瑰”。之前我将英译的“the no one”译为“不可活者”，听上去更像一种命名，最后还是觉得这一想法应当搁置。盯着德语原文的那个“nie”看了很久，决定改为较稳妥的“从未存在者”。

之所以顽固地将white和true译为单音节的“白”与“真”，是因为我担心用“洁白、雪白、白色”和“真实、真挚、真诚”，不足以涵盖白与真，有可能偏离策兰本意。这个本意应該非常古老。之所以顽固地将几乎所有的word译为单音节的“字”，是因为“词”和“词语”总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尽管“词语”是早已取得合法地位的外来语，并且我也会在很多时候毫不犹豫地使用，但具体到策兰诗歌的汉译，“词语”二字总有一丝移植后遭本体排异的意味，而单音节“词”尽管一直就是汉语词汇，但有时，甚至经常，我就是觉得它受了“词语”的牵累，带有外来语的味道，不如单音节的“字”来得质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