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旺盛

前一段时间，重读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技术哲学》（让·伊夫·戈非，商务印书馆）。这本书以技术为对象，讨论了技术的本质及其认识论、方法论，其谈论的触角延伸出当代的一些技术哲学类的专著之外。重读这本书唤醒了早年间我对诗歌的一部分思考的记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诗人应该怎样承接人类从田园生活转向后现代生活的断裂？

诗歌的世界诞生于农耕时代生活的诗意，也诞生于科学技术尚在沉默之时。中国的诗歌尤其如此。“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字四言，讲述的是上古狩猎生活。这是一个科学技术完全不在场的时代生活。如果我们不绝对化地将“断竹”也视为一种科技的话。诗歌的视野似乎天然是农业和农耕时代的，这个结论不仅来自这类题材之作浩如烟海的总量，也来自陪同诗歌一起进展的大多是农业时间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说诗歌的视角天然是农业的，并非说诗歌的题材是农业生活本身。中国古代诗歌中也有描写城市生活的。“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所述说的就是唐代繁华的都市生活。但无论是“火树”“星桥”，还是“马”“明月”，其视角仍然是农耕文化的。这肯定不是唐代的都市生活与现代都市生活比起来城市化还不够充分这个原因造成的。

农耕文明赋予诗人一种灵觉指引。这一切建筑在诗歌的赋、比、兴之上，在比喻、象征、通感之上。怀抱着这种禀赋，诗人行走在春花秋月、雨露星辰的人世，像大江大河之中的任何一滴水那样和谐自然。也正是怀有这样的基因和血统，即使是当代的诗歌写作，其总体基调仍然是怀旧、怀乡式的，相当多的诗人仍然走动在雪花、落叶、香樟树、河流、季节、远山等等这样的农业意象，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马路、灯光、扑进城市窗户里的虫子、电视里的雪豹等这样的一些后续概念的描摹之中。这是群体自觉的而不是个别现象，也可以很肯定地说，是当下的也是持续到未来的。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它会突然中断，然后毫无征兆地接续到很多人所说的城市生活这个“现代性”上。

灵觉意识是农耕文明对于诗歌的馈赠。东西方皆然。兰波在其著名的《通灵者书信》中甚至直接将诗人命名为“通灵者”：“我认为（诗人）应该是一个通灵者。”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着相近而类似的表述，比如，性灵。刘勰《文心雕龙》：“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随着诗歌的轮轨进入现代，诗歌写作者的日常生活背景实现了不同的转换。比较显著的改变就是诗人生活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技术泛化的时代，技术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技术正以难以估量的速度提高效率，改变着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生活的机械化正在变成现实。

其实，早在这一改变之前，现代诗歌运动已经经历过悄然的变革。比较重要的变化是诗歌现代性这个概念的确立和推崇。诗歌的现代性的反思应该开始于对浪漫主义和先锋诗歌的批判。事实上，构成“现代”的一切都是批判的产物，这应该视为一种研究、创造和行动的方式和取向。在很多追求现代性的诗人那里，诗歌的视野也经历着从昔日的田园生活到现代都市生活的改变。甚至有一部分诗人会认为都市文明比农耕文明更具有天然的现代性。其实，这么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背景转换到城市背景下生活。但是否都市生活视野的诗歌就天然具有现代性则未必。因为，按照这个逻辑，现代性无疑会指向超级现代的都市乃至于极度化的现代都市。这显然是荒诞的。其实，以都市生活作为视野，以想象的表现代替现实的表现在先锋艺术那里已经玩到极致。在先锋艺术的眼中，一把椅子可以不再是我们看到的椅子，它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可以代表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与灵魂对应的力量，甚至可以直接表现为原子和粒子形式的存在。在包括先锋诗歌在内的先锋艺术那里，空间的特性與传统空间是不同的，无关田园和都市。但我们知道，先锋大行其道没过多久，新的存在又出现了，在超现实主义的一代，心理分析对诗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从那时起，“我”的观念经受了深刻的恐慌，他们所执意表现的是情感的断裂与间歇。

作为压缩式现代进程的亲历者，我们可能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在可以想见的某一天，古老的自然连同它的草原、山川、森林、河谷、海洋及其他的自然奇迹一起从未来的诗歌中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线条抽象的城市，是无限堆积着的机器的新奇。当现实像神话一样改变，是否意味着诗歌的对话者也有了同样的改变？从前，在诗歌中，我们不仅可以和人交谈，还可以和植物交谈，和风雪交谈，和季节交谈，和宇宙星辰交谈。我们至少可以以为它们仍然是一个说话者，即使人从来不是它们的对话对象，但诗人却可以成为它们的镜子。而在未来的诗歌中，所有神秘的对话者连同诗歌与自然的对话机制一起彻底消失？人只能孤单地和巨大的城市待在一起，而他的孤独就是千百万和他一样的人的孤独，在技术日益占据着诗人生活空间的同时，诗歌行为只能成为现代技术的应激？

结果显然不会如此。包括诗人在内的人类，一旦对某种社会现实感到困惑，便会进行反思、修正。人类就是这样一直在现象的密林中开山辟道，不断前进的。诗歌也是这样。诗歌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外延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现代新诗就是在古今中外文学思潮的交汇中不断撞击、对流，以实现其自身的调整与重构。西方诗歌尤其如此。在现代社会地理转型、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的背景下，现代化给全人类社会带来了普遍的失落和矛盾。受现代性裹挟和影响，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造成大量乡村家园的被弃成为一个世界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这种变化有时间的差别而已。在西方的美国，现代诗歌中的视野同样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又回归乡村的历史变迁，只不过这种变迁的开始比我们早了100年。这种回归，揭示了对农耕文化和伦理的热爱，对田园牧歌式乡村生活、家庭、经济模式的留恋是一种世界性的诗歌情怀。从大量的诗歌写作实践来说，对城市化负面后果的担忧，对现代科技进步和城市生活接受的同时，人们也对现代性进行着反思。现代诗歌的这种矛盾进一步彰显了现代性的复杂性。也说明了诗歌的现代性并非单一地指向都市，指向绝对化的都市生活，指向都市无限扩张的“未来”。因为，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人类的未来就是绝对化的都市，也许，反都市的或者升级版的乡村更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未来。现代性并不单一地指向未来，墨西哥诗人奥·帕斯在《对现时的追寻》中曾有过总结：“现代性与现时是混在一起的，或者确切地说，现代性产生现时：现时是现代性顶端的最美的花朵”，“现时是三种时间（过去、现时、未来）的交汇点”。

其实，在众声喧哗的当下，诗歌的现代性几乎成了一个无法交谈的话题。但我们在认同现代性的遴选机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不能否认乡村的、古典的、中国性的事物背后同样潜藏着巨大的现代性。诗歌写作，与其在技术应激、失语、焦虑的语境下举步不前，不如重新接续田园的和古典的、中国性的情怀，因为这同样能找回诗歌发展的原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