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

学术研究是累进式的，一个方向研究到一定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境地，一时间恐怕不容易再进一步，此时不妨换一个领域，做一点其他方面的研究。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到这个领域，或许又有了新的想法，新的路径，从而又有了新的成果。我的敦煌学研究，也是如此。

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我比较集中地从事敦煌学研究，特别是着力于唐宋之际归义军史的探讨，也对敦煌探险史、敦煌文献的海内外流散史，以及敦煌学学术史感兴趣，1996年曾出版《归义军史研究》、《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两本专著；1999年将一些相关论文辑为《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的探讨》，在台湾出版；2002年又将一批论文辑为《敦煌学新论》，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实，2000年以后，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特别是由于一些粟特首领墓葬的发现，让我更多地关注粟特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问题，先后出版《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虽然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但敦煌学的研究仍在其间断断续续地进行，时有所获，2010年曾经把一些新撰的有关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方面的文章，辑入《鸣沙集》的修订本《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

2002年出版的《敦煌学新论》主要收录2000年敦煌学百年前后撰写的一批文章，字数不够，也阑入一些于阗、吐鲁番等方面的论文和书评。这次的增订本，把一些不属于狭义敦煌学范围的文章移出，也删掉因为归组而后来收入其他文集的篇章。……